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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83〕、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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