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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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