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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会议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当时,我不是中央委员(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战事紧张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员,但听说其他中央委员也是如此)。结果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七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一军团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况较好些。中央纵队走在一、三军团中间,听说也很困难。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三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从遵义会议后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一九四三年党内学习两条路线,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
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54〕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①,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55〕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注:①遵义会议决定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
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rrshuxs.com提示您,本章还有下一页点击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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