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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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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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