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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