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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