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明星的垮塌

   
    李少威
    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的播出，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本性来。
    从艺术工作者到陌生动物，有一个变异机制，叫作“明星资本化”。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所有人，变成它的工具，受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20年，是一场饕餮盛宴，也是一个自偿的周期。
    过去社会舆论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在“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烂棉絮。防弹衣不能被攻破，但破烂棉絮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被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问题不在于商业，而在于无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二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量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每一张漂亮的脸蛋都可能代表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巨大信用泡沫，这就是今日的明星。
    明星的“前身”叫演员。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这就意味着，明星客观上在为社会生产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完成全过程。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一件陶器在制作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替代性。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被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演员身上。
    很多早期演员回忆过当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状态，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经纪人和助理——没有人为他们安排日程、鞍前马后、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解决。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1998年，当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强大的消费力，二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明星收入更重要的来源。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明星“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从那以后，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无中生有的价格。当然，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资本的催化。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资本增值。
    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这让明星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机构和地下高利贷团体，几乎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信用非常玄乎，跟爱情差不多，只在于你是否相信。
    信用其实就是另一种信仰。在一般层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资本可以无止境地增值，具体到个人，就是能够给他提供无尽的回报。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势能，一种转变为更大资本的倾向，是“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脱离了艺术生产，他的信用还有什么现实基础？粉丝对他们的完美想象，称不上“现实”，事实上就是虚幻，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意”，但这种民意是瞬息万变的。
    然而他们只要目前还掌握着粉丝，他们就拥有“民意”，信用就仍然有效。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虚幻、浅薄、无意义，乃至连基本演技都不具备的影视作品，仍然获得了无数拥趸。
    这样的作品受欢迎，反过来会加强明星的信用。资本在增殖逻辑上特别精细，但在价值层面则往往假装得非常“傻白甜”——一个明星，

如果他无论生产什么作品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谓的“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以至于，这种投资价值会被放大到人格层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个坚实的保障，资本就希图和他捆绑在一起。
    很好，他实现了一种飞跃。这个时候，资本青睐的根本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这个人。当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为是对他未来作品的预期，然而，某些流量明星生产过什么好作品？他们未来的作品有什么值得预期？没有，对不对？
    不要太过深入。目前我们认为，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商品，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巨星时代开启，明星们纷纷从创造性的劳动者转型为老板、资本家，但归根结底，是首先转型为商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物质力量的升级，但对于大众，则是情感的物化。
    关于明星资本化，有很多案例，列举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幸存者”很少，就够了。
    他们接下来会这么玩儿。
    第一种玩法，叫空壳收购。我是一个导演，注册了一家公司，实际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一家资不抵债、听上去就像个笑话的公司，被上市公司以10亿元的价格附加一个对赌协议收购，去掉对赌成本，就算每天遛鸟，5年下来一样盈余几个亿。
    第二种玩法，叫深度绑定。我是一个影视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明星流量有保证，就给他股权，从此一荣俱荣，不离不弃——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种玩法，叫洗钱拍戏。我是一个无名大款，有些钱的来源说不清楚，我就给你1000万元去拍戏，随便花一两百万元弄个“作品”出来，剩下的请以利润的名义还给我，钱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还有第四种玩法，就是某位明星给我们演示的，以50倍杠杆“蛇吞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當然是因为面对金钱的诱惑，一般人抵抗不住。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层次——他们其实已经被资本逻辑绑架，变得不由自主。资本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积累，一切都要服从于积累的需要，所以任何被卷入积累循环中的人和物，都会成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会变异，会去人格化。明星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为大众熟知，但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时，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一切鲜活的个人特质都已经被资本收购。
    下一个问题是：明星资本化有什么不好吗？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资股票，他们怎么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有几重关系。第一，文化环境毒化，你会不停地看到一些烂片、烂剧;第二，劳动贬值，实诚的劳动者会产生一种彻底的无望感;第三，资金空转，而它们本来可以被投资在真正的生产上，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如果这几重关系都还太虚，那么下面这个就很实在了——偷税漏税。对个人而言是违法，对社会而言则是不公平，加剧两极分化。你每个月工资几千元还依法纳税，有的人“4天6000万”却以“无损音质”的方式落袋，仅逃掉的税款，可能就够你奋斗几百年。
    还有一点让人“细思极恐”——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并不是“谁”想要把它拍成这样，而是“什么”决定了它以这种面目呈现。这个“什么”，就是资本逻辑。你随便逮住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能给你讲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戏、加戏、换角的故事。
    在这个行业，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极端分裂。原本在市场逻辑下，演员和其他独立艺术家一样，是最有可能实现完整的、创造性劳动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很快就丢失了阵地。社会再生产通过明星资本化，被资本绝对掌握，个人在物质生产上也就再没有发言权。
    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也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忧虑。卢梭还指出：“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叫“集体心理贫困”，灵魂被欲望统治。
    （心望如一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