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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明星的垮塌

时间:2023-12-03 08:39:32


   
    李少威
    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的播出,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本性来。
    从艺术工作者到陌生动物,有一个变异机制,叫作“明星资本化”。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所有人,变成它的工具,受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20年,是一场饕餮盛宴,也是一个自偿的周期。
    过去社会舆论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在“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烂棉絮。防弹衣不能被攻破,但破烂棉絮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被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问题不在于商业,而在于无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二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量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每一张漂亮的脸蛋都可能代表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巨大信用泡沫,这就是今日的明星。
    明星的“前身”叫演员。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这就意味着,明星客观上在为社会生产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完成全过程。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一件陶器在制作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替代性。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被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演员身上。
    很多早期演员回忆过当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状态,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经纪人和助理——没有人为他们安排日程、鞍前马后、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解决。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1998年,当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强大的消费力,二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明星收入更重要的来源。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明星“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从那以后,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无中生有的价格。当然,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资本的催化。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资本增值。
    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这让明星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机构和地下高利贷团体,几乎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信用非常玄乎,跟爱情差不多,只在于你是否相信。
    信用其实就是另一种信仰。在一般层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资本可以无止境地增值,具体到个人,就是能够给他提供无尽的回报。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势能,一种转变为更大资本的倾向,是“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脱离了艺术生产,他的信用还有什么现实基础?粉丝对他们的完美想象,称不上“现实”,事实上就是虚幻,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意”,但这种民意是瞬息万变的。
    然而他们只要目前还掌握着粉丝,他们就拥有“民意”,信用就仍然有效。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虚幻、浅薄、无意义,乃至连基本演技都不具备的影视作品,仍然获得了无数拥趸。
    这样的作品受欢迎,反过来会加强明星的信用。资本在增殖逻辑上特别精细,但在价值层面则往往假装得非常“傻白甜”——一个明星,

如果他无论生产什么作品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谓的“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以至于,这种投资价值会被放大到人格层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个坚实的保障,资本就希图和他捆绑在一起。
    很好,他实现了一种飞跃。这个时候,资本青睐的根本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这个人。当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为是对他未来作品的预期,然而,某些流量明星生产过什么好作品?他们未来的作品有什么值得预期?没有,对不对?
    不要太过深入。目前我们认为,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商品,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巨星时代开启,明星们纷纷从创造性的劳动者转型为老板、资本家,但归根结底,是首先转型为商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物质力量的升级,但对于大众,则是情感的物化。
    关于明星资本化,有很多案例,列举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幸存者”很少,就够了。
    他们接下来会这么玩儿。
    第一种玩法,叫空壳收购。我是一个导演,注册了一家公司,实际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一家资不抵债、听上去就像个笑话的公司,被上市公司以10亿元的价格附加一个对赌协议收购,去掉对赌成本,就算每天遛鸟,5年下来一样盈余几个亿。
    第二种玩法,叫深度绑定。我是一个影视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明星流量有保证,就给他股权,从此一荣俱荣,不离不弃——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种玩法,叫洗钱拍戏。我是一个无名大款,有些钱的来源说不清楚,我就给你1000万元去拍戏,随便花一两百万元弄个“作品”出来,剩下的请以利润的名义还给我,钱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还有第四种玩法,就是某位明星给我们演示的,以50倍杠杆“蛇吞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當然是因为面对金钱的诱惑,一般人抵抗不住。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层次——他们其实已经被资本逻辑绑架,变得不由自主。资本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积累,一切都要服从于积累的需要,所以任何被卷入积累循环中的人和物,都会成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会变异,会去人格化。明星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为大众熟知,但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时,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一切鲜活的个人特质都已经被资本收购。
    下一个问题是:明星资本化有什么不好吗?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资股票,他们怎么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有几重关系。第一,文化环境毒化,你会不停地看到一些烂片、烂剧;第二,劳动贬值,实诚的劳动者会产生一种彻底的无望感;第三,资金空转,而它们本来可以被投资在真正的生产上,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如果这几重关系都还太虚,那么下面这个就很实在了——偷税漏税。对个人而言是违法,对社会而言则是不公平,加剧两极分化。你每个月工资几千元还依法纳税,有的人“4天6000万”却以“无损音质”的方式落袋,仅逃掉的税款,可能就够你奋斗几百年。
    还有一点让人“细思极恐”——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并不是“谁”想要把它拍成这样,而是“什么”决定了它以这种面目呈现。这个“什么”,就是资本逻辑。你随便逮住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能给你讲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戏、加戏、换角的故事。
    在这个行业,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极端分裂。原本在市场逻辑下,演员和其他独立艺术家一样,是最有可能实现完整的、创造性劳动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很快就丢失了阵地。社会再生产通过明星资本化,被资本绝对掌握,个人在物质生产上也就再没有发言权。
    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也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忧虑。卢梭还指出:“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叫“集体心理贫困”,灵魂被欲望统治。
    (心望如一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