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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

时间:2023-12-02 12:17:04


   
    ☉王耳朵先生
    屠铮
    蒋励(左)
    在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国界医生。每逢危难,他们总是奔赴全球各大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人们伸出援手。
    1
    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她叫屠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她是中国第一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工作的医生。
    2007年4月,36岁的她远赴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为当地妇女提供妇产服务及外科手术。那里刚结束内战,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故乡成了一片焦土。
    屠铮面对的,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
    当年,利比里亚有325万人口,但注册医生只有121人。那里的孩子刚出生时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周以后,如果孩子还活着,父母才会给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为了救人,屠铮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她经常半夜被叫醒,站上手术台。她不怕枪林弹雨,却怕自己无能为力。
    医疗器械匮乏,6个月中,她眼睁睁地“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不清的孩子——这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病例还要多。
    高温雨季,医院没有能力给除了手术室之外的地方安装空调。屠铮的手术服在汗水和潮湿中锈得扣不住,同事急得不行,屠铮却冷静地撕下一块胶布:“别慌,贴上!赶紧手术!”
    医院的救援项目中,有越来越多的名为“Zheng”的小孩出生。那是战火纷飞中共同经历生死关头后,妈妈们为了记住这位美丽善良的医生,而为孩子赋予的新生的意义。
    2
    2012年5月,做了几年无国界医生的屠铮,收到一封邮件:“屠老师,我想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我已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
    发信人是她的师妹,浙江妹子蒋励。又一个中国姑娘扛起火炬,做暗夜中的点灯人。
    2013年,蒋励33岁,被指派到阿富汗霍斯特省。
    医院就是一排残破的平房,只有3间屋子——一间是手术室,一间是病房,一间是医生宿舍。蒋励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姑娘,就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两名妇产科医生。
    品管圈在规范ICU多重耐药菌感染终末消毒流程中的效果明显,应将品管圈成果标准化。向医院信息平台推送规范化,标准化地MDRO感染终末消毒作业指导流程图,为环境清洁质量管理提供考评依据。
    阿富汗的春天浸在战火里。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经常遭到反政府武装的攻击。蒋励和医生们的宿舍外墙砌着一圈砖,就是为了防止被流弹打穿。
    蒋励顾不上恐惧,因为无国界医生所在的医院提供的治疗全部免费,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病患。她要面对的是每个月1200到1300个的分娩量。“待产室住不下,就在车上生、地上生。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等我出来时已经又换了一拨人。”
    每隔一天,蒋励就要经历一次24小时的完全当值。这24小时内,她随时待命,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这个不倡导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母婴的死亡率很高,每天她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很多妇女在小诊所接受了不正规的治疗,被输入超量催产素后子宫破裂。在国内很少见的重度先兆子痫的胎盘早剥症状、合并症和并发症,在这里随处可见。
    枪声也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蒋励正在睡梦中,巨大的爆炸声让她从梦中惊醒。她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害怕地给万里之外的未婚夫打电话。未婚夫极力安慰她,给她发来马友友的大提琴协奏曲,希望用音乐安抚她的情绪。蒋励不停地安慰自己:“天亮就安全了。”
    危险如影随形,但蒋励仍恪尽职守。原本在阿富汗,每10万个孕产妇里面,就有四五百个死亡病例。但在蒋励值守阿富汗的3个月里,她接生了几千个新生儿,并且没有一个产妇死亡。蒋励创造了一个奇迹。
    3
    做无国界医生,是没有工资的,只有每个月922欧元(约合人民币6500元)的补助金,和只够生活成本的津贴。但他们放弃了和平与安稳,甘愿陷入危险和清贫。
    做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医者的仁心。
    来自香港的赵卓邦,是一位护士主管。2013年,他辞去月薪3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4万元)的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地点是也门的萨达。
    赵卓邦
    当时,那是十分动荡的战乱之地,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不论昼夜,耳边都是战机、爆炸和空袭的声音。
    一天早上6点,“轰”的一声巨响,炸弹直接炸毁了他们基地旁边的一栋建筑物。对这类事情,他早就习以为常,直到2015年的冬至。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医院的帐篷,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后便离开了。
    赵卓邦打开毯子,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她的脸已被烟熏黑,头部右边有大部分不见了。其他护士告诉我,袋子里装的是人体残肢。”恐惧和后怕在这一刻被放到最大,可眼前一个个求生的病患,让他迅速冷静下来。他是能给这些绝望之人带去希望的人。
    另一个在赵卓邦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故事,是关于一个4岁小男孩的。小男孩每天都会跟随祖父,一起到医院更换包扎敷料。他的其他家人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他的右臂在空袭中受创,需要截肢。为了逗他开心,赵卓邦每次都会在他的绷带上画一块手表。
    看着小男孩天真烂漫的笑容,他心里隐隐作痛——小男孩将永远失去在右手腕上戴手表的可能。
    有时候,赵卓邦会拿香港的孩子和当地的孩子做比较:“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飞机的声音就会很开心,他们会喊‘长大后我要做飞行员’。但在也门,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4
    做无国界医生,最难的不是工作,而是如何活下来。
    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时,赵卓邦也在第一线。一天,他穿好防护服准备前往高风险区。同事叫住他,邀请他一起祈祷。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手挽手围成一圈,虔诚地闭上眼。祷告完,大家都会为对方送上一句“保重”。
    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走出门,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等介质传播,会经伤口感染。那段时间,他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有一次,在疫区,赵卓邦的手被纸划伤了,平常不需要处理的伤口,增加了感染病毒的概率。
    那是他最恐惧的一次。尽管如此,赵卓邦还是在疫区待了一个月。这是执行埃博拉病毒防疫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还有一位在刚果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姑娘,周吉芳。她在政府军、反政府军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执行任务,经常能听到枪响。
    她说:“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潜入了营地,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有一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得到及时救治,之后被送到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无国界医生组织成立40多年来,有的医生被绑架,也有的医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甚至牺牲,意外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都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尽管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前路艰险,辛苦异常,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
    行者无涯,医者无疆。
    (繁星摘自微信公众号“王耳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