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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陈联诗

时间:2024-08-10 02:26:33


   

我的外婆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90年出生于川北岳池县一个书香门第,与丈夫廖玉璧去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五卅运动”,回乡后组织了华蓥山区第一支武装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她经历了丈夫牺牲、赴苏途中被捕,失掉组织联系、营救渣滓洞难友失败等多重磨难,解放后因“阶级立场不稳”被“劝退”出党。1960年7月23日去世。


   

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重庆市文联的宿舍里,和一群孩子天天跑到文联的大门口喊着闹着跳石阶,惹得传达室的老李出来轰赶,然后欢呼着一哄而散。一天,两个女孩跑上石阶对我说:听说你外婆是游击队的女队长,还会打双枪?


   

我瞪大了眼睛:是吗?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后来长大了,为外婆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她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打双枪。外婆出身于川北华蓥山下岳池县的名门望族;母系祖上,清嘉庆年间还出过一位名叫康以铭的翰林。外婆在县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绩出众。


   

很多老人都对我说: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我不得一见,只见过她二表妹的照片:短发齐耳,穿着丝绸的衣裙。“二小姐”年近九十时,对我说:“我三姐才是姐妹中最漂亮的。”她说的三姐,就是我的外婆,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人称陈三姐。到后来会打双枪了,就叫她双枪陈三姐。


   

外婆没有嫁给富家公子,却嫁给了当过放牛娃的廖玉璧。


   

她在廖玉璧的鼓动下闹起了学潮,然后两人一起去了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他们在东南大学遇上了“五卅运动”,廖玉璧成了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被特务追捕,不得不回到家乡,又在家乡举起了“驱除军阀地方自治”的义旗。这是1926年,是上世纪华蓥山区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外公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外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打双枪。


   

三十五岁的外婆成了寡妇――外公为迎接红军举行了华蓥山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1935年2月23日在岳池城里牺牲,头颅在南门城头挂了三天,收尸者同罪。


   

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车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途经万县时被捕。出狱时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说,她一生坐过八次监,最长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在岳池,坐了一年,敌人为了逼她“劝降”廖玉璧,还拉她去陪杀场。再就是1936年夏天这次。在万县监狱的这十五个月,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坐监,她就去了苏联。可在这个小城的监狱里待了十五个月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和武汉,眼看就要燃到重庆。长江沿岸被敌机狂轰滥炸,所有去苏联的道路都被战火阻断。


   

外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组织关系。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找党之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她没有办法和组织接上关系,自己生活也没有着落。


   

从外婆在万县坐监开始,我爷爷一直都在帮助她,陪伴她。爷爷是外婆夫妇的崇拜者,没有外婆夫妇,爷爷不可能从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家。


   

爷爷也开始浪迹天涯。他在川东万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转移去川西的江油,路过重庆时找到了我外婆。爷爷希望能够和外婆一起,共同抚育孩子们顺利成长。外婆虽然很感动,但是没有答应。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玉璧牺牲之后,我在华蓥山上宣过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们各有一儿一女,看见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便暗地里为他们定了婚。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四岁。外婆和爷爷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还是小了些月份,爷爷叫外婆“诗姐”。


   

已经是中共云阳县委青年委员的父亲,受外婆之托,将我母亲送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


   

女儿有了去处,外婆的日子却更加艰难。敌机大肆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一次,母亲在孩子剧团害疟疾发高烧,外婆接她出来看病,正遇上敌机大轰炸。娘俩儿刚刚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弹片削去了旁边一个摩登女人的半边脸,脑浆溅了外婆一身。


   

我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病重的时候,外婆正在老家发动群众,准备华蓥山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为爷爷的丧事送来了花圈和一百块大洋,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礼。墓地是爷爷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爷爷的死,对外婆肯定是个打击。她的一生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外公廖玉璧,还有一个就是我爷爷――林竹栖(林佩尧)。外公对于她,是一棵参天的大树;爷爷则是她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


   

我父亲多次说过,如果爷爷能够活到解放,他和外婆一定能够在一起。有了爷爷的抚慰和温暖,外婆的晚年或许不会那么凄苦。


   

爷爷走得太早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他在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务课长,同时还肩负着党内的秘密接待工作。知道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1948年,华蓥山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四十多天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庆,特务们叫上叛徒和地头蛇,跟踪搜查,沿街抓人,还到监狱里去“指认共匪”。


   

外婆带家人退到歌乐山上一座废弃的学校里隐蔽下来,一家五口成立了川东临委直属的“家庭支部”,迅速开始了接待、掩护和营救同志们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这个支部掩护下来的214名参加起义的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可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1949年的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馆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除了极少数的同志侥幸脱险,大部分难友被杀害,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陈作仪。


   

从1926年到1948年,外婆参加了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到全国解放,这个家族里出了八位中共党员,两位革命烈士。


   

从我出生到外婆去世,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小时候,天天晚上为她“暖背”。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身体不大好,有些怕冷,冬天总是带着一顶黑色呢帽。


   

重庆解放了,此时的外婆在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工作。地下党的干部不受重用,像她这样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只能担任副职。部长是一位从解放区来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外婆与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们的最大矛盾,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外婆一直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她需要在朋友的帮助隐蔽下才能够战斗,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佩,给过她很多的帮助,现在她正忙于兑现自己的诺言,积极给予报答,帮助这些人解决工作,亦即生存问题。


   

重庆市委发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开始了。外婆成了“整风”的重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她进行“批评帮助”,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同事,很快就“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


   

“批评帮助”飞快升级,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外婆最薄弱的环节: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外婆的反应也日益激烈。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市委组织部长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退党”的。她在留下来的手稿中写道:“……自参加革命,(我)与反动统治封建社会斗争出生入死,幸而没有牺牲,我也没有犯过错误,组织对我是爱护照顾信任的。革命胜利了,我没有犯大的错误,组织(却要)将我一脚踢开,我还是在受压迫……”


   

若干年后,外婆的老战友蒋仁风给我的父母写信:当年是重庆市委书记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去劝陈联诗退党。蒋仁风还说,他对不起共同战斗过的陈大姐。为此,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沉痛的歉意。


   

最终胳膊没有能够拧过大腿,外婆终于屈服于“组织决定”: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才知道:当年如果外婆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处理,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碗饭吃。可见,外婆的“顽抗”,引起了有关领导怎样的恼怒。


   

外婆先被发配到民政局,再被发配到重庆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这座挂牌为“第二妇女教养院”的破庙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外婆来的时候,好多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她们发牢骚,闹事,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四十七名当地农民来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工作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外婆身心交瘁,她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她很瘦,经常生病,依然努力工作,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白沙沱区人民代表。


   

外婆刚来不久,教养院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外婆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从那时起,她写下了四十二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她一直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与此同时,“三反”运动开始了,一个曾经积极斗争过外婆的女人,三个月后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民政局“改造”。她来到破庙里,哭了三天。她说:


   

“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他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


   

外婆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外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外婆住院治疗肺结核的时候,碰上了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邵子南拿着她的画去找市委领导,说你们看,陈大姐的画画得这么好,让她到文联美协当个画家吧。


   

外婆终于重新拿起了她钟爱的画笔。她不再画那些心怀天下的英雄,而是画起了花鸟,最擅长的是画蝴蝶。她笔下的牡丹大气优雅。在她的画室里,桌面上摆的是花,墙上挂的是花,笔下画的是花,外出写生簇拥着她的也是花。


   

我的父母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工作。父亲是办公室主任,母亲是俱乐部主任。为了安慰外婆,常常接她去散心。


   

父母的好日子也不长久。1958年,父亲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消息传来,举家震惊。外婆专门去了长寿湖,见到了正在“劳动改造”的父亲,递上一罐他最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打开一幅专门为他画就的竹帘,竹帘上的观音菩萨含笑坐在莲花座上,上题“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外婆对父亲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与共。”“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建国十周年前夕,掀起了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外婆的革命经历再度红火。作协派了两个大学生为她记录口述回忆录,然后由我父母整理成初稿《华蓥风暴》,“文革”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来四川组稿,决定由该社出版。多家电影厂闻风而动,打算将外婆的故事拍成电影。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由夏衍拍板立项,等拍完了《烈火中永生》,就拍陈联诗。这一切,都因“文革”化成泡影。


   

外婆于1960年7月23日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六十岁。


   

外婆去世后不久,一本名为《红岩》的小说出版了,领衔作者罗广斌说:小说中那个广受读者关注的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就是以陈联诗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1982年,重庆市委与重庆市妇联为陈联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外婆被“退党”,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