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

            大量的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节或商人，赴边境或进京贡马及方物，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报酬，或直接给予货值。马和方物都有定价，赏赐有定额，如果赐赉不足额，进贡者则会不满。这种进贡，实际上是各族首领或商人与明廷之间在做买卖。在这种贸易当中，朱棣的方针是“怀柔远人，宁厚无薄”。不仅给货值，还要给予丰厚的赏赐。蒙古和其他各族来朝贡马及方物的记载，不绝于史书。比如：

            “永乐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头目哈儿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赏其马值。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五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  。

            二年四月己丑，指挥萧上都等自兀良哈还。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几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命脱火儿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脱儿火察言，有马八百余匹留北京，愿易衣物。命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及大仆寺第其马之高下，给价偿之”  。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温等处鞑靼也里麻等五十五人来归，贡马。命礼部如例赏之”  。

            “九月庚子，款多伦地面鞑靼纳哈刺等来朝贡马，赐之银钞彩币”  。

            在东北和西域，明朝同样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贡关系。这是明朝控制东西双方以箝制鞑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辽边西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  。但洪武时期，对辽东的贸易管理甚严，以至“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女直、兀良哈头目经常赴内地贡马。永乐时期，在辽东开原广宁设立了三处固定的马市，定期开市贸易；又规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贡、每贡一千人，兀良哈三卫一年二贡，每贡三百人，计每年赴内地朝贡者一千六百人，而实际不止此数。朝廷给予来贡“夷人”的赏赐也有定额。另外，朝廷还花费大量经费用以晏赏、迎驿。这些措施加强了同东北各民族间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削弱并牵制了鞑靼侵扰势力。

            西北方面，永乐初明朝就与当地诸民族建立了通贡关系，抚之甚厚。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以贸易关系为手段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与西番的茶马贸易是明朝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带是西域门户，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永乐时期的翰林学士解缙说：

            (河州)善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虏利相售易，或相杀害。而中国之货马贵。中国之货以荈茗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慕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

            朝廷茶马之禁甚严，“虽勋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坐犯私茶，竟然赐死。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官  。朱元璋说：“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永乐时期，仍与西番保持了茶马贸易关系。

            永乐三年二月，朱棣谈到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出关时曾说：“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但看其永乐六年等令谕，其禁令之严或踰于洪武时期，大概也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军器出境。近闻有鬻于外夷者，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目今须严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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