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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交给中介机构的数万元人民币手续费。据一位曾留学美国的教师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的美籍学生当年一般是不交学费的,要等有关部门根据纳税情况核算后,减免一定费用后才交学费。可是招国外的学生,不但要先交钱,而且一分也不能少。有的学校对外国学生收取的学费几乎是本国学生的2至4倍。据美国学者估计,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中国大陆是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二大市场,1998年的贸易额超过7亿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的4.5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教育的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也从对中国的教育出口中大大获利,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在对华出口产业中位居第四,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仅次于羊毛、矿产等传统资源对中国的出口。
大量民间教育投资的外流,无疑使本不景气的教育事业雪上加霜,必将导致国内教育投资匮乏的恶性循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加大了教育的支出,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长期欠债,使每年数以千亿元的国家教育投资难填“嗷嗷待哺”的教育深壑。2002年中国高中在校生约1700万,平均每届学生500多万,初中在校生则超过6300万,每届学生平均超过2100万。也即全国高考人数将在短短几年后,突破2000人大关,而经过三年跳跃式扩招后,国内高校年招生规模仅为260万左右。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间仍然相去甚远。
在教育投入的“赤”字背后,是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裕的物资保证。雄厚的教育资金,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而留学热却在我们教育投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一年卷走了100多个亿的民间教育投资。
比资金流失更令人扼腕的当是成批量人才资源的流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最优秀的学生去了哪里》的报道称,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难怪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硅谷的骨干,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牌大学。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王选美国考察归来就无限感慨道: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高精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使中国的先期人才培养费付之东流,而且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实力,提升了竞争对手的人才优势。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同桌们,一个个成了当今中国商战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劲对手。
有人痛惜:在人才培养的漫漫长路上,难道中国人辛勤种树,让外国人轻松摘果?国家及千万个家庭花费巨资,就为了给国内过关斩将层层挑选的的人才们打开一条留洋的“不归路”吗?
谁的眼泪在飞
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踏上留学路的初衷。然而,出国并不等于幸福。中国的千万家庭正被留学热浸泡在泪水与痛苦之中。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他的纪实作品《图穷对话录》中的慨叹:“当你梦见遥远的星空,是否陷入人生的黑洞?当你跋涉无边的苦海,是否看到身边的新岸?”书中讲述了一幕幕出国的悲剧,解剖了留洋者的种种不幸。其中留学生吴乃仁由出国而发生的家庭悲剧让人欲哭无泪。1997年6月,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吴乃仁,告别新婚20天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学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约定很快与妻子在大洋彼岸相聚。可是,吴家却自此开始了全家的悲惨生活。吴乃仁在美国不知原因地被导师切断了奖学金,中断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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