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儒生而起家军旅」-帮办安徽团练

                帮办安徽团练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军旅。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群众，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大国，军曰太平军，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与西征。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边疆各挨人民纷纷举起义旗。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激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高潮。

        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飚①，使以刚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为道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面对着一个风声鹤唳、兵慌马乱的局面。竭尽全力镇压农民造反，保住清王朝的反动先治，成为咸丰一代一切重要措施的出发点。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往绿营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主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

        ②。正当地主阶级现有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一股新的反革命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群众，屡建奇功。面对这种严酷现实，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为此而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2月24日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3月1日尚未接到皖抚毙命奏报的咸丰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会同蒋文庆、周天爵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以翰林院编修改御史，累转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他是一位“状貌严毅”、力崇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深知此次回籍办理团练防剿事宜，艰险异常，性命难保。他“自知不返”，告别老母，悲痛欲绝。据说他“别母痛哭不能起”。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

        地主阶级的立场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驱使鸿章遵照清廷意旨，离别翰苑，返回家乡，去扼杀造反的农民。

        关于吕贤基奏请李鸿章随营帮办之事，鸿章的学生和部属刘秉璋的儿子有过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贤基溢号）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秀全）杨（秀清）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

        “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①清朝官府和地主大人诬蔑反清群众为“赋”、“匪”、”逆”等，以下有关引文中此类字样均应作如是观。

        ②《剿平粤匪方略》，卷34，第12页。

        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致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宫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枪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曰：“谏草商量盾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

        ①不久，李鸿章便遵旨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

        ②的坎坷历程。是时，廷旨周天爵署理皖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言军机吏洽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端练兵团勇。咸丰原想依靠这三位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稳定安徽局势。但是随同吕贤基赴皖的袁甲三却另有看法，他上疏断言“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

        他认为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者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并且“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但因“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亦断不能赞一辞”。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机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优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动多掣时”，加之兵力单薄，而安徽“门户太多，处处空虚”，实难抵御造反农民的进攻①。袁甲三的分析，可谓中肯之论。当时安徽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1853年5月李嘉端向咸丰诉苦说：安徽各地“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但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却不过4千余人，“加以调遗溃散之余，兵力益形单弱”。像庐州这样的重镇，也只有守兵50余名，“其招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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