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但愿登科第」-“少年科第”

                “少年科第”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年6岁伪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

        ①，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

        ②。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③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

        ④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①。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

        ②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①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②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1页。

        ③李文安：《寄兄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27页。

        ④《汉学商兑》序例。

        ①《汉学商兑》序例。

        ②李文安：《寄玉坪六弟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17页。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

        ③。“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着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着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④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

        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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