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坚持与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从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戊区被“监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

                              ■监护岁月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靠边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坏分子，乘机煽动操纵群众组织，致使“派性”膨胀，派仗不息，武斗迭起，全国混乱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来预计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指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

                              对习仲勋实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制止造反派组织对所谓“走资派”的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以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勋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是有限的，“监护”仍难以使习仲勋习摆脱被林彪、“四人帮”操纵的专案审查、非法审讯和政治迫害。

                              习仲勋在“监护”期间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又难熬的日子。他被关押在北京北新桥交通干校，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除监护人员送饭和有事来找外，很少能见到其他人，几乎与世隔绝。这里还住了些什么人，习仲勋一无所知。他仍然要接受专案人员的审查讯问，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监护所为他每天送来《人民日报》，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有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散散步，洗洗澡。习仲勋后来与人交谈时说：“监护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个喷头都用木板隔成单间，高达三米多，但下面却离地面约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见面，防止‘串联’和相互通气。洗澡时只能看见小腿和脚，这种被监护人员的特殊‘见面’，谁也不知对方是谁。”为了锻炼身体，习仲勋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数，常常转到好几千圈，又倒回来。这七八年来，小屋成了他磨炼意志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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