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勋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准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在习仲勋去洛阳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北京刮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了这一说法，并在小范围内谈话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一批判已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批判运动。

                              这时，批判《海瑞罢官》尽管没有触及习仲勋，但是，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关心他的人和企图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联想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发展，习仲勋被康生点名批判，关心他的人们则为他的处境担忧。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这两次中央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明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从而使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潮下，一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动乱，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各地红卫兵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破旧”、“立新”、清除所谓“封、资、修”的口号声中，文化设施和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党政机关的大小领导几乎都被揪斗，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殴打，不少人还被抄家，以至游街示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洛阳也陷入混乱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声，游行集会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和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新闻媒体传播着歌颂“文化大革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观点和主张。这时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也受到了大气候的冲击和影响，但作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工厂生产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较正常，广大工人群众对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怀疑和反感。这年春天，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了国务院一机部下达的四百套大锅锥和七十一台火箭生产任务，并动员部分职工到农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麦田。五六月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先后自行设计、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台钻头直径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轮钻机，完成了国家重点产品七百钳式行星轧机。七月，圆满顺利举行了第四届第四次职工代表会议。习仲勋对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紧张有序的生产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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