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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
粉碎三省“会剿”建立湘鄂赣边区
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 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 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 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
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
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
2.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
3.从上到下地建立党代表制(委任)。
4.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解决了冬服;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
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渣津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渣津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的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
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百分之三十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三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
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进,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背靠浏阳。湖南张辉瓒旅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打破了互不越省界的惯例。我们向平、浏、修、铜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江西、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湘赣白军赶追,鄂军堵击,我们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到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
在反对三省“会剿”的战术上,是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拖到十月中下旬,敌人精疲力竭了,在渣津消灭朱培德部一个整营,敌人停止了“追剿”,我们粉碎了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八月会议的“会剿”计划。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区,对长沙、武汉、南昌威胁太大,因此引起他们严重恐惧。
在四十五天的艰苦奋斗中,我方各种减员一千有零。红军缩小了(不到两千人),张荣生、李力两同志在这次三省大会剿中英勇牺牲了。张在临死前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他是红五军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雷振辉(团长)、李玉华(连长)可耻地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十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翌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久同志发觉,夺了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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