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脖，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井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硕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⑤。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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