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南下和北上的岁月

                                                        
      第一节困惑与磨难

  
      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条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徐向前本来就话语不多，如今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回顾三个多月以来与中央红军由会合而分开的曲折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异常沉重。在穿过草地时，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行进的队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动活跃的气氛。谁都说不出南下会怎么样。大地被凄风寒雨笼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警告和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劝阻，顽固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要把红四方面军及五、九军团拖到川康边去。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他于9月中旬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什么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事实上，张国焘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条“进攻路线”的碰壁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识到了南下道路的艰难。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对于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进攻”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英雄儿女，一听说南下是去打蒋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张国焘正是利用了广大指战员对反动派的阶级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址在一所喇嘛寺里。

  
      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寺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到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颜观色。张国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毛、周、张、博”。他诬蔑中央红军是“向北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分裂红军”，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有的人发言慷慨激昂，甚至攻击党中央，表态拥护“张主席”的决定。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烟。

  
      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张国焘“请”朱德和刘伯承发言。刘伯承讲了一番革命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话里有话，反对张国焘那一套。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他说：同志们哪，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徐向前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从南昌起义开始，他就听说了朱德的大名。在东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总是把朱德、毛泽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对朱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尤为敬佩。他对朱德说的“

  
      天下红军是一家“，”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完全同意。尽管会上有人示意要他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

  
      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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