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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减息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据地情况的政策,当时简称“十大政策”。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八日〔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参看《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八九七页〕,毛泽东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情况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八月十二日,罗荣桓和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罗荣桓、黎玉在《答复》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减租减息。这是因为减租减息是当时农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二八%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四七%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
罗荣桓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山东封建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中约有八十%的农户租种地主土地。在莒南县大店,占总户数七%的地主占有六十%的土地。山东农村的封建剥削和超经济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那些恶霸、“山大王”掠夺农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还竖了碑。魏老头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封建地主残酷欺压农民的凶恶面目,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数千名农民一齐涌向魏老头家,铲平了鹰坟,砸碎了鹰碑。这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家喻户晓的“平鹰坟”的故事。这类血泪事实,在山东各根据地发现多起,文艺工作者把它们编写成小说、戏剧、诗歌、曲艺、连环画等,广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双减运动。
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中,罗荣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区别开来,还要教育说服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以推动各阶级共同抗日。
在运动中,罗荣桓还及时指出,要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
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减租减息斗争。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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