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田会议前后

                                                        
      ----------古田会议以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①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①〔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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