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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他
1954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悬,嘉宾满座,共赏节日焰火。
陈毅副总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机会。后天他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须请示与商谈。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正式获知这一决定是在5天前。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投票选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晚,邓小平在勤政殿告陈毅准备出访东德,他慨然应命,并得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当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说“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实际。陈毅早已表现出外交的才华。早年勤工俭学时作为留法学生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的谈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关教堂大门口与法国神甫的洽谈;1945年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美蒋关系的重要意见;1946年停战时期和美军代表的折冲周旋:都表现出他是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党范例之一。他的“惧”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但是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毛泽东与外宾应酬过后,陈毅便上前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东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泽东的谈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1946年,毛泽东即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
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有浓厚兴趣,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要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并参加其国庆5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陈毅花大量的时间综合了解德国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谈话,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科学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当晚,风尘仆仆的陈毅便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情况的汇报。其中特别谈到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经验,认为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接着,陈毅又起草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新中国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陈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他的外事活动,获得宝贵经验的。
真正使陈毅领略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经历。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5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14.4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3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愤慨而担心:周恩来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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