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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建立正规制度
军事学院成立之后,刘伯承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的任务;为学习新兵种学术而奋斗;在学习、工作中建立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政治生活的秩序;在学习、工作中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后来,他又把这几项工作概括为“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指出这不仅是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而且是军事学院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长期任务。
1951年1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央军委给军事学院的赠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为题,在华东军区和军事学院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他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他还指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刘伯承和学院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订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下课回来。
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竖不成行、横不成列,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杂乱地走着。
看到院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多数房间还比较整洁,可有的就显得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是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话就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又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机关里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
这种种现象使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草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一天,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礼”,一个是学“法”。“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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