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治军必先治校

                                                        
      第一节“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沪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牟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有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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