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蘋之末

   
    陆晓娅
    和大多数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侵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会接到她打来的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残疾”了，因为她忘了关火;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发现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头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得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日，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了“带妈妈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时，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前，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
    而20年前，正是妈妈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86年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最终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去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在那里没有找到存在感。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就是独居家中。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大脑中的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就已经悄悄打响：那里面正出现越来越多阴险的β-淀粉样斑块，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也不是妈妈故意捣乱，而是她病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毫无疑问，我们要带妈妈去看病。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項何等艰巨的任务啊！
    我跟她说：“妈，你现在记忆力衰退得有点快，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拒绝你：“谁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转得快。”“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
    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瓜，但阴差阳错，她竟然跟着我那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
    可是，俱往矣，老妈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大脑衰退得让人担心的老太太，必须去看病。
    在若干次劝告无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就不说带你去看什么病;既然你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蒙带骗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带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乖”了。她默默地坐在候诊室等着看病。当医生给她测查记忆时，她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性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病！”
    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处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她得了病。
    于欣所长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增加社会交往。
    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楼下的小花园，是许多离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妈外出的必经之路。但她从那里路过时，眼睛仿佛长在脑门儿上，对那些坐着聊天的老人几乎视而不见。好在她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总会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儿园老师，这时妈妈才会停下来聊上几句。最开始，还有几个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将，但随着老同事要么进了养老院，要么“走”了，麻将小组也就自行解散了。
    彼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父亲去世后，我们只要在北京，每周都会回家看老妈，我和妹妹也经常接老妈到自己家里小住。
    在离休后的日子里，老妈每天的生活还算规律，除了买菜、做饭、散步、浇花，就是在家读报。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劝她养只猫或狗，因为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宠物疗法”。对很多老人来说，宠物能有效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会联结。但老妈说：“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哦，原来养猫养狗会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种身份，即便在离休以后，她也要维持这样一种身份，那是她生命的价值所在。
    医生希望她能经常去复查，以了解病情的进展，但老妈坚决不从。虽然她脑子开始糊涂，但一说起去医院，她就明白得很。我们说服不了她，又不能绑架她，只好更多地陪伴她，督促她吃药，陪伴她外出，让她有机会接触外界，获得新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开了，我们拉着老妈去踏青;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我们假装去日本赏樱;景山公园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团，我们也去凑热闹;过年了，我们一起到城乡贸易中心买件新衣;院子周边的街道，我每次挎着老妈遛弯时都走不同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陪伴已经被认知症侵袭的老妈，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时间，还需要我们付出心力，更需要我们具有创造性——我买了涂色的画本，让她跟着我涂色;我和她下她喜欢的跳棋;她数学好，我就买了数独习题集让她做;我用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教她画画;我逗她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假装帮她给朋友写信;甚至，我还带她去看了她的初恋男友。
    那个伯伯是她去解放区时认识的，后来妈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则被组织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联系。待到再次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
    见面那天，那位伯伯对我妈妈说：“这些年，你是出国、出国、再出国，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我还记得那天带妈妈去看那位伯伯，下了公交车，天已经有点黑了。我给伯伯打电话，他到大门口来接我们。昏黄的路灯下，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看到妈妈时，他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两位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动不已。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触动吧，但我那聪明要强的老妈，已然失去了和他对话的能力……
    （月亮狗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妈妈当妈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