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

   
    葛亮
    我想起一个人，那是在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小学。
    我是那种孩子，有几分小聪明，但是天生缺乏纪律感。所以，当我获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时，几乎是以雀跃的步伐跑回家去的。然而，快到家时，同行的同学说：“毛果，你的书包怎么黑掉了。”我这才发现，包里装的墨汁洒了，那张奖状和一本书，被墨汁污了大半。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因为这张奖状，和我来之不易的荣誉有关。
    母亲安慰说：“不就是一张奖状，我儿子这么聪明，往后机会还多着呢。”父亲笑笑说：“这可是关于纪律的奖状，怕是空前绝后了。能不能请老师重新发一张？”我终于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这叫荣誉。荣誉怎么能再做一张呢！”
    我的父母，似乎被一个孩子离奇的荣誉感震慑住了，久久没有说话。
    忽然，父亲说：“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们记不记得，西桥那边，有个修鞋的老董。他肯定有办法。”
    我和父亲来到西桥，看到了那个叫老董的师傅。
    老董正在给一只鞋打掌。他把头埋得很低，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锤子敲鞋掌，一点点地，功夫极其细致。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好，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眼镜腿用白色的胶布缠起来。胶布有些脏污了。但你又会觉得，他是个极爱洁净的人。他穿着中山装式样的外套，旧得发白，是勤洗的痕迹。围裙上除了修鞋常用到的鞋油，并没有别的污渍，套袖也是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旁边站着，等老董修完了鞋，父亲稍弯下腰，说：“董哥，我是毛羽。”老董慢慢抬起头，眼睛眯着，额上的皱纹跳动了一下，说：“哦，毛羽。”父亲捧出那张奖状，说明了来意。老董站起身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一擦，接过奖状，认真地看，沉吟了一下，对父亲说：“给我买个西瓜来。”父亲说：“什么？”老董说：“半生不熟的西瓜，不要大，三斤上下。”我听着，觉得很奇怪：半熟的瓜，谁会好这一口呢。父亲倒很干脆地回答：“好！”
    我们买来一个半熟瓜，老董捧起瓜，放在耳边敲敲，眯起眼睛笑了，说：“下礼拜五下午，来找我。”
    一个星期后，傍晚，父亲对我说：“毛毛，走，瞧瞧你董老伯去。”
    我们爷儿俩往西桥那边走，走着走着，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像帘幕一样。刚走到西桥，远远地就看见，老董站在路沿儿上，身體佝偻着，花白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前额上。看见我们，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交到父亲手上，说：“怕你们来了找不见我。拿好。”说完，便从地上拎起小马扎，摆到修鞋的小车上，慢慢地推着小车走了。
    我们回到家。父亲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用毛巾擦了擦上面的水珠。他解开封口的葱皮绳，里面是一个卷好的油纸筒，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父亲喃喃道：“真讲究，和以前一样。”最后铺开的，是我的奖状。奖状干干净净的，那块巴掌大的墨迹，奇迹般地消失了。
    母亲惊奇极了。她拿起奖状，迎着灯光，看了又看，说：“怎么搞的这是，变魔术一样。”桌上放着母亲为我们父子熬的姜汤。父亲说：“桢儿，找个保温桶，把姜汤给我打一桶。”母亲张了张口。这时候正是饭点儿，但她并没有说什么，利索地把姜汤打好，又将刚在街口卤味店斩的半只盐水鸭用保鲜盒装上，一并给父亲放在马甲袋里。我知道父亲要去找老董，便要跟着去。父亲摸摸我的头，说：“走吧，董老伯为你挽回了荣誉。人要知恩，得当面道谢。”
    来到老董住的老房子，门开着，里面闪着昏黄的光。走进去，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握着毛笔。父亲问：“是董师傅家吗？”小女孩放下笔，说：“是，我爸出去了。请等一等。”
    我们进了屋，父亲走过去看那个女孩子写字，忽然惊叹道：“哎呀，写得真好啊。”女孩说：“我爸说不够好。他让我多临柳公权，说我的字还差几分骨气。”
    这时候，老董进来了，手里拎着一只菜篮子。见到我们，他好像有一些吃惊。父亲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说：“董哥，你这闺女字写得很好啊。”老董一愣，淡淡地说：“小孩子，瞎写罢了。”
    父亲将马甲袋里的保温桶拿出来，说：“刚才你淋了雨，我不放心。这是家里熬的姜汤，我爱人又给你带了一盒鸭子。”老董点点头，道：“费心了。”他将桌上的笔墨纸砚收拾了，铺上一张塑料布，又拿出一瓶酒，说：“吃了再走。饭点留人，规矩。毛羽，咱们上次同桌吃饭，毛教授还在吧。”父亲听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说：“董哥，咱们喝两盅。”
    老董给父亲倒上酒，又看看我，搛了块鸭子放到我碗里，问：“叫什么？”父亲应道：“大名毛果，小名毛毛。”老董感叹道：“眉眼真像他爷爷啊。教授要是看到这小小子长得这么好，不知该有多欢喜。”父亲道：“有时也厌得很，主要是没有定力。要像你家闺女，我也不操心了。我也想教他书法，但他一点都坐不住。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自然宝贝得要死。”老董说：“要不，让他也来学吧。两个孩子，我也好教些。我这手柳体，当年也是教授指点的，如今传给他的后人，也是应当。欠你家的，还多呢。”父亲一愣，说：“董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许多我不懂的事情。
    突然，我看到窗台上悬着一只西瓜，已经干瘪了。瓜上还有一层白毛，是长霉了吧。老董问：“毛毛，还认得这只瓜吗？”我想一想，恍然大悟。老董说：“来，老伯给你表演个戏法。”
    他把桌子收拾了，然后铺开一张纸，将毛笔蘸饱了墨，递给我，说：“写个字，越大越浓越好。”我攥起笔，一笔一画，使劲写下我的名字，又粗又黑。老董将那只干瘪的西瓜抱过来。我才看清楚，西瓜皮上并不是长霉了，而是铺了一层霜。老董拿出一个鸡毛掸子，择下一根鸡毛，从中间折断，独留下近根儿细绒一般的羽翎子。他用翎子轻轻地在瓜皮上扫，一边用一只小汤勺接着。那霜慢慢落了半汤勺。老董便将这白霜，一点点均匀地撒在纸上，我的字迹被盖住了。我看见他抬手在瓜上晃了晃，竟捉住瓜蒂提起一个小盖，一边嘴里念道：“硼砂三钱砒三钱，硇砂四钱贵金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他对着手上的翎毛吹一下，然后轻轻地在纸上扫。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大了，纸上那又黑又大的“毛果”二字，竟然消失了。
    我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老董，学着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对洪七公做的手势，说：“大侠，请受我一拜。”
    其实，老董以前不是做修鞋匠的，他年轻时，在琉璃厂的肄雅堂做学徒。以前琉璃厂的书店，数肄雅堂装裱功夫一流，修书也最有名气。我爷爷那时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一次他到北京出差，逛琉璃厂，正好看见老董埋头修一本明嘉靖年间的《初学记》。那本书的书口，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边角的地方一碰就掉渣。他就看那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用裱纸将边角环衬起来——行话叫“溜书口”，每片纸渣都安放得恰到好处。年轻人修了一个多小时，爷爷就看了一个多小时。爷爷看上了他，把他带回南京，安排在南大图书馆的古藏部，还让古藏部的主任亲自带老董。
    老董呢，也是真爱书。除了修书，就是看书，没别的爱好。一次爷爷去馆里，大中午的，别人都吃饭去了，就剩老董一个，正埋头看一本书。问他看的什么，他回说：“《病榻梦痕录》。”爷爷接过书，问：“你修的？”老董点点头。爷爷打开细细看了，又问：“修了多久？”老董答：“一个月，二修了。原来用了‘死衬，可惜了书。我拆开重新修了。”爷爷说：“一个月算快了，补得不错。这书糟朽了，‘肉缺了不少。”老董说：“以往在琉璃厂，老师傅们都能补

字。我字写得不好，唯有先空着。”爷爷就说：“不妨事，我教你。”
    以后，老董在修书看书外，多了一个事，练习书法。爷爷教他的法子，是临帖——颜柳欧赵，苏黄米蔡。与常人习字不同，爷爷要他琢磨的，是字的间架与笔画——以后补他人的字，便都有迹可循。老董渐渐在馆里有了声名，任了二修组的组长。
    又过了几年，我们家出事了。爷爷被人写了黑材料，被撤了馆长的职。这他倒无所谓，都是身外物，只要还能教书就行。再后来，渐渐传出消息，说那些检举材料，许多是图书馆的老同事写的，居然也有老董的。老董是被人踩着手，写下那封信的。信里说，毛教授的私藏里，有多少封建遗毒，他清清楚楚。
    爷爷因此落下了病，再没好起来。再后来，古藏部被封，老董被赶出了图书馆。
    老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鞋的，我一直不知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在父亲带我去见老董的那个夜晚，回来后，他对母亲讲了老董的故事。而后，两个人陷入漫长的沉默。最后，母亲站起身，深深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你该帮帮他。”
    因为这句话，父亲找了老董当年带过的徒弟小龙，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您如今是古藏部的主任了，馆里也是用人的时候，还是将老董请回去吧。他那一手手艺，是没有犯过错的。”小龙便说：“我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如今的这些小年轻，缺的是老人儿手把手地带。可是，老董这人你知道，倔得很，给台阶他也未必下。”父亲说：“或许可以让他家属配合做做工作。他爱人是什么来历？我上次见到了他女儿，还小得很。”小龙四下望望，说：“他没成家，哪有什么家属。那孩子是他捡的。”父亲说：“啊，那这么多年，都他一个人带？也真不容易。”
    因为小龙出面，南大图书馆给了老董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又聘他兼职培训馆里新来的年轻人。老董对父亲说：“不愿意去。”父亲摇摇头，说：“董哥，我知道你心里挂着以前的事儿。如今我放下了，馆里放下了，你自己还放不下？”老董没再吭声。
    他答应了下来，但还是坚持要每天出摊儿，到晚上再开夜班，给图书馆的青年员工做培训，还从馆里领了一些活儿，带到家里做。旁人问他，他说：“我没脸跟那些老相识一块儿待着。”
    这时候，我已经跟着老董学书法，与老董走得近了。我家的藏书，爷爷在世时被毁过一些，失散了一些，但老家陆续又寄来一些，皖南的梅雨天漫长，虫蛀水浸了，品相就不是很好。父亲就都送到老董那里。我呢，喜欢的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翻看久了，也送到董老伯那儿去。老董一视同仁，都给修得好好的。
    有时，他看着我练书法，不发一言;有时他会俯下身，握住我的手，很慢地，引着我写下刚才临写的笔画，作为演示。这一切，都在安静中进行。唯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身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毛毛，读书的人，要爱惜书啊。”我回过头，看见他拿着我那本散了架的《森林大帝》，正一页一页地将书页的折角捋平，然后小心地放在那只里面灌满铅的木头书压底下。那郑重的神色，如同对待一本珍贵的古籍。
    这年秋天，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把我气死。”父亲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业界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介绍业务经验。结果，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省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的《论语》，很珍贵。可是书皮被烧毁了一多半。那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本来想染上一块颜色相近的，用镶拼织补的法子。也不知怎的，那蓝色怎么都调不出来，把我们急得团团转。外省的专家，都主张将书皮整页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还是修旧如旧那套陈词滥调，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老董将手中那把修書用了多年的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父亲说：“可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老董笑笑，说：“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本草纲目》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木。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白天他照旧出摊儿修鞋。馆里的人都觉着奇怪，毕竟一个月也快到了，他就是不愿意停摊儿。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老董摇摇头，说：“不了，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他白天还是要出摊儿修鞋，晚上去馆里教课，周末教我写书法。
    可是，一个周末，傍晚时我和父亲去老董家，只见门开着，老董坐在黑黢黢的屋子里，也不开灯。父亲说：“董哥，没做饭啊？”老董没应声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父亲又喊了他一声。老董这才抬起脸，定定地看着我们，眼里有些混浊的光。父亲四顾，问：“孩子呢？”老董很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送走了，给她妈带走了，是她亲妈。她妈当年把她放在我的车上，我寻思着，总有一天她妈会找回来的。她妈要是找来了，我恰巧那天没出摊儿，可怎么办！十二年了，她妈总算找回来了。”父亲一愣，说：“你养她这么多年，说送就送走了？”老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那人家里看了，是个好人家，比我这儿好，那是孩子的亲妈。人啊，谁都有后悔的时候。知道后悔，要回头，还能找见我在这儿，就算帮了她一把。”老董起身，从碗橱里拿出一瓶酒，倒上一杯，一口抿个干净，又倒了一杯，递给父亲，说：“我该歇歇了。”
    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次年春节前，我收到一只包裹，从北京寄来的。打开来，里头是我的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被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包裹里，还有一把竹起子。竹起子黑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
    （临江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瓦猫》一书，本刊节选，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