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曾畹莹
   
    一
    “你是哪里人？”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来自日本。”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交流。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个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其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检查听力的设备，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在25分贝及以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听力障碍的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25分贝及以下，中度听力障碍是41～60分贝，重度听力障碍是61～80分贝。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100多分贝，意味着当你闭上眼睛，会感觉除自己以外，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师。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母亲毕业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有了一定积累，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三
    我1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注射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
    接下來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庆。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旁，大人们点火后，才发现我离得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他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我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她。”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地笑了起来。四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安装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在日本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恢复听力。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助听器。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跟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学习说话。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ɑ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更不愿放弃了。五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就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这一切。父亲独自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就读大学的硕士。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失聪。恰好，我到日本时刚4岁，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词汇的年纪。
    我会说的第一句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学会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别人落下不管。六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公里之外的神户。我和妈妈也跟着搬去神户。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坚持每天把节目录到盒式录像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看完，然后翻开从国内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发音。
    她又买了白板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妈妈站在白板前，念道：“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念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喷出的气体，她是想教我达到这个效果。
    无论我读得有多不准确，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地发音为止。
    我不认真时，妈妈会打我的手;我想放弃时，妈妈会打我的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母亲教育我时特别严厉，堪称“虎妈”，但如果没有她，可能我到现在说话都还是不清不楚的。
    我读高一时，妈妈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自己就会心疼一次。她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话，希望以后我不会受到欺负，一生远离痛苦。
    “不要依靠别人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

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也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七
    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开始讲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面前崩溃了。我跑过去，发现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接完电话，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急坏了，扑在她怀里，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誰打的电话害我妈妈这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回来！”
    我跑去客厅，打开窗户，往外面声嘶力竭地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妈妈赶紧过来，把我抱回房间。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妹妹。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后不久，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日本。
    刚过完周岁生日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那天，妹妹抓起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花生米卡在气管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妹妹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就是为此而泣不成声的。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样子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生出的英雄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就会懂得安慰妈妈，而不是随便对着窗外乱喊乱叫，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一遍一遍跟着妈妈练发音，读到正确为止。八
    为我过完5岁生日，父母带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进行。
    父母做这个重大决定时，非常慎重。哪家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手术，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政策等，留学期间，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部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当时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也未能达到70%。
    手术前，我打了麻药，动弹不得，但在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床上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要加油”。
    很快，我被推进通往手术室的专用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的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迷糊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充满未知和迷茫。
    我醒来时，已经在病房里，头一阵阵地痛，身体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摸着头，发现我的头被一层一层的纱布裹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水中，突然有一群鱼跳来跳去，湖面也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纹。
    2001年秋天，我的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竟是这么动听。九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却没考好，我的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我和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哪儿都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国际人”，我常常感到自己和班里的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
    这时，我萌生一个想法，于是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给父亲拨打了视频电话。
    “喂，宝贝，畹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聊到了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为了不哭出来，我昂起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做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我们放弃了在中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辛苦很多，但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得更好。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在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听到你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还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就一定能达到目标。”
    2018年5月27日，我第一次在外科见习，有幸进入手术室，学习麻醉。
    我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将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时隔十多年后，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经历过的手术。
    我在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回来的校车上，我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世终乐队的《山茶花》：
    想告诉追梦的你
    处境艰难的时候，记得想起来，不管什么时候
    ……
    我一直都知道
    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那个瞬间
    （麓枫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