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俞平伯

   
    知道平伯公去世，是因为我在乡下看了报纸。匆匆赶回城里给大姨俞成挂长途电话，交谈中却也很平静。前一个月，即9月份，我去武汉，路经北京，还看望过他老人家。看他灵魂已经离开了尘世，对世界和亲人已完全陌生，仅剩下一副枯槁的躯壳，让人从床上抱到沙发上，再从沙发抱到床上，我不禁黯然。
    一代风骚，一派红学宗师，最后竟痴呆如此。我曾默默闪过还不如让他一死的念头。希腊哲人说过，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而他的去世，我想，对他、他的家人，包括我在内，都可以说是一种解脱。91岁，毕竟享到了天年，寿终正寝，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而也没有给我们生者造成不幸的感觉。我的“外公”平伯公可以说是一生活得和死得都很洒脱，毫无亏欠了。
    我的亲外公陈公树屏我并没见过。有一期《团结报》介绍过他的一些事迹。清末，他任江夏知县、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那篇文章中说他老人家还做过点好事。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赋闲。有一天，他突然有兴致要去看文明戏，演的正好是武昌起义。看到起义爆发时，他怕得从衙门的狗洞往外钻，竟在戏院里当场中风，被抬回家后不久就故去了。
    而平伯公就极看得开，一次，他和我聊起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时，和外婆一块儿搓草绳的情景，还蛮开心的样子。其实，到一定的时候，狗洞也是可以钻的。所谓“龙门能跳，狗洞能钻”是也，我的亲外公如像平伯公这样洞明，说不定还能看见我出世呢！
    我称平伯公为“外公”，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大姨俞成的亲密关系，从世交的辈分论排的。我在宁夏期间，母亲从宁夏被遣送回北京，一直和大姨一起住在平伯公家里。平伯公对我的母亲视如己出，多有照拂，前后有十余年之久。
    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哆嗦，不敢与语。过了20多年，我每次去北京，当然总要去看望大姨和平伯公。近十年来，一年中总要去几趟。这时，他们已经搬到南沙沟。我大了，他却老了。我每次去，都带些零食点心，他扶墙走到客厅，与我一起抽烟喝茶。
    知道我居然也会舞文弄墨，他颇为欣慰。但他已耳聋，说话很吃力，只能说点短语和家常闲事。我出了第一本书，送他一本，他翻了翻，也就搁在一旁。我知道他不会看，以后也就不再送他。
    他吸起烟来一根接一根，烟灰不住地落在衣襟上。我并不觉得埋汰，反而感觉那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文人风貌，那时，他已80多岁了。我问他长寿之道。他笑着说，爱怎么活便怎么活，人就长寿了。他一生从不讲究饮食，老了也吃肥肉;不运动，不练气功，起居无常。
    偶然一次说到《红楼梦》，他也只是说，那不过是本小说，小说就要把它当本小说看。话语虽短，我想这才是把《红楼梦》钻透了的返本歸元之谈。你要把它看成“教科书”，看作真正的历史书，也只能由你。但那必然是非文学的评论，从而会搞出许多社会学的花样来。热闹是热闹了，却与文学自身的研究无关。
    因为他已老了，有道是“一老一小”，老了就和孩子一样，所以我每次去，只能带点吃食让他开心，或是租车出去找个讲究的餐厅撮上一顿。我与平伯公从没有认真谈过文学，没有讨得过如此亲近的一代文宗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觉得后悔，倒认为自己还是有点儿体贴老人的孝心。要让一位垂垂老者搜肠刮肚地给你谈什么创作心得，自己收获不少，老人却筋疲力尽，这是自私的表现。
    一位好友笑话我，说我有一个曾富甲一方的亲祖父，还有这样一个身为文学家的“外公”，却既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遗产，也没有得到过一句有关创作的经验，看来我真不愧是个苦命的人。如果说是命该如此，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外婆在1984年先平伯公而去，此后他精神更为不济。我到北京要是不住宾馆，就睡在他隔壁房里。深更半夜，总听见他大声呼唤外婆的名字，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有时几近狂吼的地步。我并不感到森森然，反而体会到一位老人的眷恋之心和孤独之情。想到自己，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半夜和他一样狂吼起来，就不禁神伤而失眠。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潇洒悠远而富有朝气，后来他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儿没有两样。
    呜呼！外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
    （含烟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张贤亮经典散文》一书，刘德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