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寻找西南联大的年轻人

   
    李晓明
    《九零后》海报
   
    2021年5月首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由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传奇老人联袂“出演”：许渊冲、杨振宁、杨苡、王希季、郑哲敏、潘际銮、巫宁坤、马识途……这样的“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西南聯合大学学生。“亡国灭种”之危
    1935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当时年轻人的心头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16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回忆道：“巴金的《家》跟我们家很像。我想走，像《家》里面的觉慧那样出走，他老是叫我忍耐，所以我就很生气。你们可以出走，怎么我就得忍耐。”
    “我崇拜的人，除了我哥哥（杨宪益），当然就是大李先生，巴金的哥哥，他是我的暗恋。”100岁的杨苡性情率真，非常自然地说出这句话，一股新时代自由女性的清风扑面而来，却又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与哀伤。
    她深深怀念的大李先生，病逝于1945年。多年后她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杨苡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南开大学。但在照完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没多久，侵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接着，北平、天津相继陷落。
    北大、清华、南开的诸多师生，仓皇之间夺路出城，暂避于长沙临时大学。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将之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外族入侵、“衣冠南渡”相提并论：“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
    彼时的悲痛与怅惘，是联大学子的共同记忆。
    那一年，杨振宁15岁。他后来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打响3个月后，日本人攻陷上海，沿着京沪线往南京打。那一年，巫宁坤17岁。他就读的扬州中学奉命解散，校长上台宣布：“教师、学生各自回家。”
    “大家都哭啊！”巫宁坤回忆起当年的情境，抑制不住悲从中来，语不成声，只能用枯槁的双手，颤巍巍地试着和上节拍。“我们有个女同学，唱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此时，距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一个月。
    战火蔓延至江西九江。潘际銮那一年10岁，看到满街都是难民跟伤兵。他被迫离开家乡，所乘火车又遭遇日军飞机扫射，火车司机停下来，让人们赶快下车，疏散到附近的农田里，趴在地上。
    他回忆道：“抗日战争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线上。”壮志不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日军逼近武汉，长沙告急。临时大学开学不过3个月，不得不再次撤退，这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昆明。有近300名学生没有走，他们选择参军或以其他形式参与抗战。
    师生们兵分三路去往昆明，其中有两路都需绕道境外，经越南入滇，仅留一路体检合格的350多位师生整编成湘黔滇步行团，取道国内撤退。有研究认为，这么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中国大学的尊严，撤退虽然惨淡，但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味。带队团长黄师岳中将做动员讲话时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是为保存国粹，保留文化。”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学。”歌声响起，旋律是“一战”时英军广泛传唱的爱尔兰民谣，语言学家赵元任用英文重新填词，大家把一首思亲怀乡的民谣唱得荡气回肠，豪情更胜出几分。
    查良铮一路走一路念英文，有些学生沿途照相，有的收集民歌，学机械的观察水车如何灌溉。有的看到贫困山区缺水少电，在三四年级时决定学习水利专业。这一路走去，历时68天，跨越三省上千座村庄，跋涉3500多公里，也是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
    考进西南联大，王希季选择了机械学系：“那个时候，就是很单纯地想工业报国，要打日本。”老先生回首当年，语气中透着决绝。
    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联大亲如兄弟，联大同学回忆，二人常在一起念古诗，其中就有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寄托了凄恻悲愤之情。《九零后》剧照
   
    每逢乱世，多难殷忧之际，人们往往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联大学生、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认为，“这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人性的幽深。那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形成的人性，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迸发出来”——“衣冠南渡”的历史文化意象，家国濒临危亡的巨大心灵冲击，涤荡生发出联大师生们实践道德理想、坚守文化人格的深宏境界。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此有一句话的解读：“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
    穆旦有句诗：“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联大的这批年轻人，他们的勇敢并不仅仅是匹夫之勇，更有捐躯弃身的德性之勇。中兴业，须人杰
    许渊冲回忆，在联大读书时，有一半时间是在跑警报。日军不时空袭昆明，师生们四散躲避，是谓跑警报。做过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真可谓逃命路上的灵魂之问：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
    联大学子各有各的回答。有的投笔从戎，浴血沙场;有的读书救国，赓续文脉。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刻有834位从军的学生名单。
    有的战死，如缪弘。父亲缪斌投日加入汪伪政府，缪弘携弟缪中逃离家庭，同时考入西南联大，同时报名参军，赴战之心决绝。同学回忆，他有为国牺牲的决心。1945年7月底，在一次攻打机场的战斗中，同行的美国兵怕死退了下来，作为翻译官的缪弘却和士兵们一起冲锋，不幸阵亡。11天后，日本投降。
    有的九死一生，如查良铮，他的笔名是穆旦。在联大读书时，他已有诗名。同学回忆他外表沉静，时常笑眯眯，有一对浅浅的酒窝，可是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簇烈火。1942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后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这样写穆旦：“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里，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更不能支持了，帶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让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8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5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还有的，一心问学，各擅其才。那个时代，正如联大校歌里写的，“中兴业，须人杰”。
    杨振宁曾回顾：“当年在联大学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带着一股劲儿讲课和学习的，那就是，我们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
    吴大猷回忆联大时期的李政道，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求知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殊不知，学习之于李政道，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入联大之前，李政道迫于战乱，中学都没有毕业。1941年自最后沦陷的上海英法租界逃亡时，他年仅15岁，兵荒马乱中只得随难民流亡

，一路贫病交加，身无分文，却在赣南的一座图书馆中，因自学一套大学物理教材而顿悟生命的价值。
    李政道读到萨本栋所著《普通物理学》中讲牛顿力学的部分时，非常新奇：原来这个复杂的天地间居然有可以普适的定律！由此，他踏进了物理学的殿堂。
    “活着有什么意思，人为什么活？”李政道在历史纪录片《到大后方去》中，面对镜头说：“在赣州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在敌机轰炸之下的逃难路上，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要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联大最终孕育了8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92位院士、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100多位名满天下的人文大师。短短8年的存续时间，联大培养出如此多的杰出人才，无疑具有深刻的教育史、精神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价值。纯粹人格之美
    马识途先生在摄制组拍摄完成后，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位学生写了几句话，他说：“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
    联大的学生们无不是认真生活的人。那时候的学生，可以徒步3500里，去上一所最好的大学;可以穿越一座城去听闻一多的讲授;可以激扬文字，畅言科学与民主，“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可以淡然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消费横行的美式生活诱惑中，劈波斩浪，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各尽其力……他们，莫不怀着“做人杰”的梦和强烈的信念感，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
    爱因斯坦说过，要想找到生命的意义，就必须确立自己的终极目标并明确其相应的价值。知识本身固然是伟大的，然而奋斗的价值无法从它那里获得证明。
    《九零后》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一个词：pure（纯粹）。
    同学讲述：“邓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种行为，用的就是pure。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用来评价别人，也用来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这个外号是对他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他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在水深火热、家国剧变的20世纪30年代，一代年轻人因缘际会，他们上下求索，无问西东，师从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流的学者，身心皆经历动心忍性的锻造，因此淬火而升华，最终化为一种纯粹的人格，才有了穿透时光，动人心魄的美。
    （土豆摘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