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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孩吗

时间:2023-12-03 07:06:26


   
    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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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但如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时,很多人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也大多回答“两个”。
    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的,又未必生得出。
    当理想的孩子数不超过两个时,总和生育率必然一路走低。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便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即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不止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是偏低的。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小于1.5,就算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小于1.3,就算“低中之低”生育率。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生育率要么是“极低”,要么是“低中之低”。
    日本的生育率,1947年为4.5,2018年下降至1.42。
    韩国的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为6.0,2016年下降至1.17。
    至于中国的生育率,20世纪70年代初期超过5;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率为1.3。
    如今,有更多女性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生育问题。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有几个特征,其中包括:父权制和精英主义。
    父权制提倡“男性养家,女性持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工作机会变少,男性在承担家庭开支方面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女性在工作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家务。这会导致许多人不婚或晚婚。东亚人大多选择在婚后生育,那么,生育率必将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未来社会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人们收入增长缓慢。
    在韩国,自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同样出现了失业人数的上升。
    研究显示,在“结婚可能性”上,东亚男性受“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大于东亚女性和欧洲男性。
    有人针对日本和韩国两国夫妻双方的就业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和韩国,女方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偶尔打零工的比例仍然很高。男女有别的结果,导致了男性养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在日本,年轻男性中有结婚意愿的,临时工或合同工只占正式员工的26%,失业者结婚的意愿更低。2
    2017年,一項调查研究表明,导致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不想当高龄产妇”;排在第三位的是,“即使我想要孩子,也无法怀孕”。其他原因依次为:“我再也无法忍耐养育孩子造成的身心负担”“健康原因”“我的工作”“房子太小”“丈夫不帮忙做家务和育儿”“丈夫不想再要孩子”“如果再要小孩,丈夫退休时,小孩都还没成年”“社会环境不能让小孩自由地成长”“自己的人生也很重要”等。
    在韩国,理想的孩子数是2.0~2.3。不过,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回答“理想的孩子数是2个以上”的韩国人,最终有65.7%的只生了一个孩子。
    2012年,韩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对生育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越是持有传统价值观,理想的子女数量就越多。但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并不多。研究者认为,传统的观念虽然让人想要更多的孩子,但环境和现实,让大多数人放弃了生育目标。
    在中国,育儿同样是沉重的话题。除了经济条件,有没有人看娃,也是重要的条件。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人回家带娃,那么家庭的风险抵抗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雇保姆或者托育,不时爆出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
    即便以上问题都得到解决,未来还会面临孩子看病、入托、入学等问题。
    2017年湖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2019年河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越多,幸福感越强,越愿意生育二孩;2019年,福建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3
    精英主义,意味着学习的重要性。
    在日本,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女性,1955年有5%,2015年有57%;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男性,1955年有15%,2015年有56%。
    在韩国,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65年有35%,2014年有82%;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65年有30%,2014年有76%。
    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东亚拥有了许多高学历的人才。但对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增加了,养育年限变长了,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幅增长,女性的崛起和独立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4
    从长远来看,给予女性更多的社会政策支持,可能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
    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用型家庭政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下,给以适当的补贴,增设育儿假。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意大利。
    第二类,双薪型家庭政策: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将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瑞典。
    第三类,市场型家庭政策:政府不主动干涉,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情况在美国比较普遍。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促使更多女性不因生育而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
    (康康摘自果壳网,辛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