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海上来

   
    吴晓乐
    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这是外公的主意。外公很早就表明态度，母亲小学一毕业，就得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母亲的老师得知后，特意来访，试图说服外公，让母亲继续升学。母亲说，她远远见到老师的身影，就赶紧溜出家门，躲在邻近的巷口，她怕自己在场，大人不好说话。一边躲着，一边忍受胸腔内那急速搏动的焦躁。母亲拼命祈祷，希望外公会回心转意，自己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当老师青着脸踏出母亲家门时，母亲的心一沉。外公并不认为女儿坐在教室里，握着铅笔，朗读课文，能让他多买上一瓶酒，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却可以。
    升学路断，母亲疾奔上邻近的小山丘，望着大海。不能在父亲面前表达的幽怨，悉数化为泪水。几天后，她成为女工。那一年，她十二岁。
    在工厂安顿好，母亲瞒着外公报了夜校，并请同事帮她圆谎。钟一响，母亲就奋力踩着向别人暂借的破“铁马”，哐啷哐啷地去上课。平常浸泡在酒精中醉生梦死的外公，对于钱倒是很精明。没多久，外公算出母亲上呈的加班费有短缺，当下冲往工厂堵人，眼见纸包不住火，同事只得吐露实情——她去读书了。母亲下课返家，外公怒不可遏地将她一顿痛打。母亲退了学，之后几十年，她都没办法回到教室，听上哪怕一个钟头的课程。很有可能，她整个人的一部分，也被彻底地禁锢在那个挨揍的夜晚。
    十四岁时，母亲在外婆的建议下，独自踏上前往高雄的船。在高雄，母亲一口澎湖腔的闽南语，常遭人嘲笑。她跟一位同事交情甚笃，下班后，便从对方身上模仿“标准”的闽南语;其他闲暇时间，她继续学普通话，工厂内的报纸是她的免费教材。母亲是这样自修的：左手拿报，右手执笔，一旦出现生字，圈起，拿起字典查找，然后在报纸留白处反复抄写，直至完全记熟那个字的形、音、义。
    从小到大，我眼中的母亲，认识很多字，说话也字正腔圆。后来，母亲揭晓个中隐情，我才恍然大悟，母亲无意识地调换着符号与象征，只想获得一种命运：不再被人霸凌。这段经历也滋养出母亲沉静的个性：她从不贸然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也能忍耐别人对她的胡言乱语，心性平静，波澜不惊。
    母亲以长女的身份守护着她的家庭。外公基本不捕鱼了，成天意兴阑珊地晒网。母亲把手足一个个地接到高雄，眼看这个家即将拨云见日，她却罹患重病，近一米七的个子，消瘦到三十八公斤。医生说，唯有台北的医院可以收治。母亲反过来安慰外婆，说她累了，这样就好，不用再治疗了。母亲算过了，交通费、住宿费和医药费会再次压垮这个家庭。母亲瞒着外婆，把大妹唤来榻前，嘱咐她撑起这个家。后来，她奇迹般地以一帖中药渡过难关。母亲说，那时她觉得就这样子走了也无所谓。活着未曾感受到多少幸福，倒想再一次投胎，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问母亲，为什么想要孩子？母亲说，前半生，她最常有的情绪是孤独。长年在外拼凑家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等到日子不再那样匮乏，手足一一成家后，她反而困惑了。母亲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把家布置得很理想，看了看，很满意，这么舒适，为什么不再邀请一些人来呢？我邀请的人，就是你们。”
    我想，母亲之所以渴望孩子，也是想通过我们，让她朝思暮想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某种氛围得以再现，而这一次她能够不被辜负。孩童的存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也要活在未来。而孩童的未来性，有时也能使母亲借由我们的童年，去弥补她儿时的遗憾。
    我三岁多时，母亲把我们姐弟从奶奶身边接来同住。平日她把我们送入幼儿园，假日则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一同观看细胞分裂、恐龙灭绝、哺乳类动物幸存的影视资料，对猛犸象和噬菌体的外形激赏不已。我对动植物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势必认读每一段介绍文字，母亲在我身后一行行朗读，不忘给我解释含义。我们也去书店，这其实是她最享受的时光。为了安抚我们，她允诺，我们离开时能带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我跟弟弟从母亲那犹豫为难的语气中，误以为书是贵得要死、别的小孩子拼命也要获取的奖励。之前进入安静场所而翻涌的躁动，瞬间转化为狩猎般的探险兴趣。
    曾有一回，一本书的插图吸引了我。文字没附注音，有些段落我读得很吃力，我抱着那本书，请母亲念给我听，她从自己的书本中抬起头来，迟疑了几秒，说：“妈妈也在读书，你可不可以挑一本简单的自己读？”语毕，她的目光又落回书上。我至今仍忘不了那暗淡的心情。我以为母亲会放下书本，但她没有，她把书本抓得更牢，仿佛那是一张船票，她将乘上船，前往更丰饶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慎重地交给我一样物品：字典。自字典交到我手上的那一秒起，母亲就再也不帮我认读任何一个字——读不出招牌上的字，问她，她只要我记下，让我返家后查字典。
    我当然讨厌母亲的做法。有时童话读得兴起，去问母亲，她也是狠心遥指家中摆放字典的矮柜。为着一个字，得在字典里翻尋，字字都在“此山中”，对于幼小的我，也有“云深不知处”的无奈。我为了轻减日后的负担，若课文学到“雨”，就连着部首一路读到“雪霞霜雾霪”，也因为每个字都是我亲手掘出，便显得格外刻骨铭心。
    上小学时，我是敬仰母亲的;升入初中后，这份敬仰日渐生变。
    初中的第一堂英文课，老师问全班，有谁没办法按顺序念出所有的英文字母。我没有多想便举了手，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竟是少数。回家后，我把这份难堪与羞耻扔给母亲。母亲向我道歉，说：“我只读到小学，不清楚原来英文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不然这样，我再带你去买一本英文字典，好吗？”我以沉默作答。这份复杂的情绪，到了高中愈加严重。升学考试不仅筛选出成绩好的学生，也隐约淘洗出家世背景较好的同学。多数同学都有家学渊源，相比之下我的背景相当突兀。客观上我明白“万般皆是命”，主观上却藏不住“半点不由人”的感伤。我的挚友，自小就受到父母的严加管教。我向往这种家庭，以为爱一个孩童不过如此，约束他、管教他，确保他没有辜负每分每秒，年年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那时未能读出挚友的隐忍，隐忍自己得收下一份过于贵重又不能拒绝的礼物：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注下，你必须活成人上人，为父母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