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张立雄
    一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她和男朋友在那晚分手了，她受不了，感到无望。我狠狠地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悲伤地说：“那生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儿懂了，然后给了我小费就下车了。
    在澳大利亚开了多年出租车，有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直到遇上了他。
    他20岁出头，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有一股深重的忧郁。当前面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不理他时，我停下了车。
    我们在车上闲聊起来。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你朋友家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朋友的家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他也没有朋友的电话。哪有风尘仆仆大老远赶过来找一个无地址、无预约、无电话的“三无”朋友的？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我也只好先把车开过去再说。
    他这时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这个理由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立即来了兴致。我对与众不同的人总怀有一种敬意。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胡话、废话，各说各话，笑得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不那么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计他是找不到朋友的，但他会在远离家乡的悉尼找到一个可以说胡话、废话的人。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违反常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隐私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最没有顾忌的见解。
    还有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他不仅瘦，而且柔弱，好像随时会被风刮走。当我的车就要与他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有点跛。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长叹了一口气，才说：“我很小就得了骨癌，今年22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怪不得他有点儿跛。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一些礼貌的废话，我的确无能为力。
    他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因为他此刻的孤独。手术前夕仍然孤身夜归，这是人生的又一种不幸。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为何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一天早上，大楼的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4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看看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推开门，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一名空军军官，以前我们只是点头之交。凌晨两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回答的人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凌晨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架，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楼上飘落，经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然后她说：“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結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军官，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如果在我的家乡，这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中有多少是八卦，多少是关切、遗憾，或许难以分清，但不会这样无声无息。
    看来，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孤独，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如律师、心理医生或出租车司机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个人对独立性、隐私的强调和坚守，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而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对彼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无望，你总有一条退路，总有一碗饭吃。
    若说哪一种人际交往模式更好，其实要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只是不知道，在孤独和过分亲密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加适宜的关系模型。
    （北极光摘自《新华日报》2020年7月9日，辛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