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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忘却与不能忘却之间

时间:2023-12-03 07:07:45


   
    刘江索
    都江堰的江水在水草和雾气的夹击间奔流,既像逃亡,又像追逐。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传来,像一句沉重的咒语:“你的生命来之不易,是你姐姐用命换来的,你要珍惜。”
    这是纪录片《两个星球》的开场。镜头切换,一个正在游泳的男孩出现。凫水的声音和水咕噜噜涌动的声音响起,悠闲而富有意境。但水波下逐渐浮起男孩姐姐的照片,骤然间,地震的声响势不可当地穿透进来,前一秒的风平浪静被熟悉而遥远的“天崩地裂”打破了。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但对于纪录片主人公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而言,这种“天崩地裂”的声响却一直在耳边盘旋。那一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祝星雨。
    《两个星球》的导演范俭是在2009年接触到祝俊生夫妇的。地震过后,范俭得知许多家庭正在经历心理创伤,循此找到了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该团队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范俭发现,这些母亲正在虔诚地准备做同样一件事——再生个孩子,而且“当地有几百个家庭都在做这件事”。
    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8000户,这意味着,许多夫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同时,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绿色通道”。范俭在都江堰看到的这群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孕的。
    但是,这些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动机很复杂”,范俭说:“不只为生育,而是期盼生命的回归,这不是一般的生育行为。”
    范俭将镜头对准3个家庭,拍摄了反映震后失独家庭的纪录片《活着》,祝家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家庭,范俭一跟拍就是13年。新生命安慰了他们,却没能彻底治愈
    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也是一种集体伤痛,失去孩子的父母,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医院里,祝家夫妇碰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家庭。地震来临时,游家的女儿正上初三,比起喜欢说教的妈妈,她和爸爸关系更亲密。女儿班里有4个名字中有“雨”的女娃——“王雨、王小雨、何雨,我们家的游雨”,那一年,班里4个“雨”全没了。
    那些连同女儿一起消失的孩子的姓名,夫妻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女儿去世后,他们将因超生躲避罚款而寄养在亲戚家的小女儿游小冉接回家。在医院拍摄祝家的素材时,范俭偶然和游爸、游妈结识,他没有想到的是,游家后来成为他拍摄《两个星球》时得以喘息的温情空间。
    2011年,备孕屡屡失败的叶红梅自然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守着婴儿床,祝俊生的表情说不上开怀,在《两个星球》里,他眉头皱起,双唇紧抿。倚在医院的墙上,他吸了一支烟,忧愁地想着:我们70岁时,他才23岁。新到来的男孩川川,似乎没给祝俊生带来更多生命的喜悦——要是生的是一个女儿,那就意味着祝星雨回来了。
    拍摄《两个星球》时,已经是2017年。范俭拜访了迎来新生命的祝俊生一家。但祝家内部,尤其是父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他吃惊——川川的到来安慰了他们,但没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治愈他们。
    叶红梅会习惯性地拿出相册,给儿子展示女儿的成长历程:“这是你姐姐的学校。”“我都说了,这是你姐姐,你怎么又认成了你自己?”男孩川川对陌生的姐姐和不曾拥有的记忆感到疲倦,他更愿意从众多的相片中寻找自己,手指在相册间兴奋地划过:“我!”“我!”“我!”
    祝俊生晚上回家后,叶红梅要他带儿子去欢乐谷玩,一开始他拿门票贵来做掩护,说着说着,那个名字终于又跑了出来:“有啥陪的必要?祝星雨我们没陪也就长大了!”“就是因为那个没陪,所以这个才要陪……”叶红梅欲言又止。川川一句话都没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奥特曼和怪兽,表情似乎没有变化。
    类似的情景在《兩个星球》里随处可见。川川坐在沙发上看书,祝父会冷不丁来上一句“你好悠闲嘛”;要是川川咳嗽几声,“咳啥子”的诘问就会紧随其后;擦鼻涕的时候,祝父又嫌川川扯的卫生纸多,斥责他“至少浪费了三四元钱”。夜里躺在床上,川川一直吸溜鼻子,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太压抑,范俭经常拍着拍着就跑到游家,“那里温暖”。
    在祝家,大女儿的照片被大方地摆放在客厅,任谁进来都能一眼看到。这个家里,“姐姐”是能提的,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新生命一起出现。在游家,奶奶却把游雨的照片都收起来。地震那天,游雨原本不想去补习班,是奶奶催着她去的。自此,这个老人的脑海里一直储存着一场陡然倾泻的大雨,“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的雨,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天亮”。
    两个家庭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迎接新的生活。两个星球的人们
    关于地震和逝者的记忆似乎无孔不入。但新生命和那些记忆的关系,更多的是难以理解。拍摄时,范俭眼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堆孩子没法理解的事情硬塞过去,“从表情看,他们非常茫然,这是大人们讲述前尘往事时孩子最多的反应”。
    去都江堰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扫墓时,墓地里到处是风车、浓烟、鲜花和哭着抱成一团的遇难者家属,川川站在其间,有点茫然。墓地间跑着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他们身上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一个震后的故事,一个关于“不理解”的故事。范俭那天扛着机器跟他们去了墓地,他看见川川游离在现场之外,“他不属于那儿,或者,他被动地属于那儿”。
    “所以,他们是两个星球。”范俭说。
    一开始,范俭跟孩子们做常规采访,他问一个8岁的女孩会不会想念姐姐,她犹豫了:“我不会想念姐姐,但是我会想起姐姐。”范俭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诚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