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房间

   
    陈冲姥姥史伊凡年轻时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着她最喜欢的书。我第一次看皮箱里的“禁书”是在扁桃体手术之后。那时盛行割扁桃体，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开刀，只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就能将扁桃体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送冰激凌，听她的语气，这简直是一项特权，因此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体。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一个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地看着冰激凌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我休了两天病假，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恶和恩典的交融，启蒙了我潜意识里对人性的认知。
    那次手術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好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停职停薪，她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都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拿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假的。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当火车开过大桥的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因为桥很壮观，而且因为全校只有我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故人，她们两个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曚昽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听到她们仍然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如梦如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有姥姥的青春和曾经的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中，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写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英雄事迹的书，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就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一些豪言壮语。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写这些豪言壮语，用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姥姥在她的房间时，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了一个手摇唱片机和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聚在她的房间里听唱片，学讲纯正的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了他。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我因电影《小花》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姥姥说，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里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地北地跟人聊，颇有《天方夜谭》中舍赫拉查德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与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对他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可以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买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要买什么，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让我买一件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件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的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回头看，姥姥虽然没有太多物欲，但是她非常懂得享受。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从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20世纪50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啊！为什么对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如果他不带着欣赏的态度来享受食物，那么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陈冲与姥姥史伊凡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能让他们停下来。
    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品，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挂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成家，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的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
    我非常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一篇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所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世界。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都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海底飞花摘自《上海文学》2021年第9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