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秦湘
    一
    “老表啊，今年不能按去年的价收你的橘子了，你出去打听打听。实话和你讲，你们这地方路不好，总不能让我赔着油钱做买卖吧。”
    “再高点儿，价格要是合适，这好几十担都批给你。你也省得到处凑了。”
    橘子商贩精明算计，批发价一年比一年低。父亲不愿妥协，双方僵持不下，价格始终谈不拢。最后父亲说：“老表，今年先不批了，再看看吧。”
    一九九五年冬天的那个早上，我们目送橘子商贩的“东风”牌大卡车绝尘而去。父亲蹲在家门口，一句话不说，不停地抽烟。母亲站在他身旁，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橘子喃喃自语：“越卖越贱，越卖越贱，这是为什么呀……”父亲说：“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橘子还算稀罕的东西，可是在外面，它就太普通了，比咱家椪柑个儿大、汁水甜、卖相好的品种多的是。再加上我们这地方偏僻，路不好走。商贩就是咬死了这一点，笃定我们不批给他们，橘子只能烂掉。”
    父亲在小镇上的汽修厂上班，也是村里栽种果树的第一人。乡邻都佩服他，提起他要竖大拇指。可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父亲身体羸弱，常年受胃病折磨，干不了重活，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有时候他犯了病，母亲就拿着碗，不停地给他刮背拍打，喂糖水。
    就算这样，父亲还是每天骑车七公里到汽修厂上班，下班回家照顾孩子，照料牲畜、打理鱼塘和橘子园。而耕地等粗活重活都落在母亲肩上。
    “算了，咱们自己卖！”父亲说。
    “六七十担橘子，六千多斤，要卖到什么时候？”母亲问。
    “若按橘子贩给的价钱批了，一年的辛苦和肥料钱都换不来，咱们散卖，兴许还能挣点儿。”父亲叹了口气说，“就是散卖的话，以后你要辛苦些了。”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对父亲向来言听计从。她明白父亲的无奈和愧疚，所以并没有责怪父亲，只是隐隐地担忧，不知道这六千多斤橘子要卖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六千多斤橘子，全压在母亲身上了。
    “妮子，利索点儿，再晚连摆摊的位置都没有了。”
    天还没亮，母亲便催促我起床，同她一起赶村集，卖橘子。母亲右肩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橘子，右手紧抓着前面的绳子，左手伸到后面稳住另一只箩筐。担子随着母亲的脚步摆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不到十分钟，我们便走到了村集市。
    母亲拿出两个小木凳，一扎红色的塑料袋和一杆铁秤。
    “好了，就在这里吧，等会儿有人经过咱们摊了，嘴巴甜一点儿，知道不？眼睛盯紧，别让人浑水摸鱼。可要注意了！橘子的价就喊一块八，有人要还价，就一块七，十斤以上最低还到一块六，给我记死了啊！”母亲说。
    “还有，称橘子的时候秤杆不能压得太低，但也别翘得太高，小便宜咱不占，但赔本的买卖咱也不做。账一时算不下来别急，实在不行拿笔算，记住了！”
    听着母亲的唠叨和叮嘱，我紧张起来。
    “橘子怎么卖，表嫂？”一个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大叔走到摊前。
    “好甜的橘子咧，不贵，一块八一斤，自家种的东西。”母亲微笑着回复。
    母亲随手将塑料袋递给他。大叔接过塑料袋，蹲下来，在箩筐里挑起来。母亲叮嘱我准备上秤，自己则亮起嗓子，对着行人招呼起来。我暗自佩服母亲的胆色和伶俐，逼着自己学会上秤、算钱、找零。二
    赶村集早市的人不多，加上有三四家在竞争，我们多的时候卖七八十斤，少的时候一早上都不开秤。为了多卖点儿，母親经常双脚冻得僵硬，等到人散得差不多了，才收摊回家。
    母亲并不气馁，为了多卖橘子，她开始变换花样。
    前来赶集的乡邻，都会或多或少地买些葱、蒜和香菜。母亲动了心思，把家里种的葱和香菜摘三五斤，洗得干干净净，分成小把。
    遇到橘子买得多，或者讨价还价的顾客，母亲便搭赠几把小葱和香菜，到后来她又送芹菜或两三截甘蔗。顾客自然欢喜，也不便再压价。他们既省去单独买小菜的麻烦，又觉得划算。慢慢地，我们的回头客也多了起来。
    这种卖橘子赠小菜的方法，很快引起同行跟风和模仿。
    在村集市卖了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销售量太小，决定要去赶每隔两天一圩的乡镇集市。那里人流量大，肯定好卖得多。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沉默许久后说了一句：“只是那样你会更辛苦。”
    从家通往镇上的七公里路，坑洼不平。拖拉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可是通常很难搭上。大多数时候，母亲走走歇歇，挑着百来斤的担子，要花三小时才能赶到镇上。我单独背一个洗净的化肥袋，帮助母亲分担橘子的重量。母亲总怕压着我，每次在家分装完毕后，都会亲自掂了又掂。“重不重，重不重？”她反复地问，然后让我背着走两步，才会放心地扎好袋子。
    路途中，我们往往来不及避让前后来车，被糊一脸灰尘或泥水点子。
    下雨天更惨。我们被溅一身泥是常有的事，脚一打滑就摔跤，后仰摔、跪地摔、俯卧撑式摔、脸贴地式摔……有几次摔倒后，我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放肆地对母亲赌气哭喊：“我不要走了，不要走了。”每当这时，母亲就挑一块有碎石的地方把担子放稳，长叹一口气，责骂起来：“死妮子，不做哪来的东西吃？”她一边骂，一边搀扶我从泥泞中爬起。
    母亲脚下也不是那么稳当。因为打滑，有两次箩筐直接翻进路边的溪沟。自那以后，她会在布袋里备上一两套干净的衣裳，总是说：“做买卖要穿得清爽干净，我们不是叫花子讨饭。”
    我后来读书念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时，总是不以为然。因为这世上最难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
    镇上确实人多繁华，但卖橘子的也多，十里八乡的果农都拥过来赶集。
    因为人流量大，问价试吃的顾客比村集市多出好几倍。幸亏母亲能说会道，我们的摊点总是围满了人。不管多忙乱的状况，母亲总能在关键节点给我丢来任务和叮嘱：“找五块给穿红衣服的婶娘。”“收这位高个儿帅哥十五块。”“给这位年纪大的阿婆挑几个最甜的。”“再多拿一个送这位姑娘，不用找钱了。”“妮子，钱袋子收紧，别漏风了……”
    有时卖完橘子，时间还早，母亲会让我拿出几元钱，去街头买两串糖葫芦。我们挑着空箩筐，吃着糖葫芦往家走。为了赶回家忙田间的农活儿，母亲总是脚下生风般迈着大步，而我要断断续续地小跑才能跟上。
    听到母亲“嘶嘶嘶”地从牙齿间发出的声音，我便跑上前，看见母亲被糖葫芦酸出了眼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笑：“好酸，好酸，过瘾，不困了，不困了。”
    我笑出了眼泪，也听出了母亲笑语中无尽的疲惫。三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对下乡吃喜酒的夫妻，两个人足足买了二十斤，还一个劲儿地跟母亲说：“表嫂啊，在市里这么甜而且便宜的橘子真难遇到，碰到的还都死贵死贵的，差了足足一块钱。”母亲把这话听了进去。当天晚上，她和父亲商量，要不要把橘子拉到市里卖。
    父亲不答应：“你一不识字，二不认路，我上班又抽不得空，别折腾了。”
    第二天，母亲却悄悄地挑着一百多斤橘子搭上了去往市里的班车。
    那天，她回来得特别晚，没等父亲责怪唠叨，便兴奋地与我们说起在市里见到的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尤其是那碗一块钱的桂林米粉，母亲频频夸赞，却又心疼不已。她说：“大半斤橘子才换一碗米粉，明明橘子更金贵。”
    后来母亲又去了两次，一次为了赶上回镇里的末班客车不得不便宜批发，一次被执法人员查到未交摊位税，罚了十八元。母亲回来算了一笔账，算上搭车、交税和赶车的仓促，始终是划

不来的，便决定不再往市里跑。更重要的是，她一个人扛着一百多斤的橘子，上下车着实不易。
    那时，我特别好奇，不识字的母亲如何有这般能耐，一个人往市里跑，还能找到贩卖水果的市场。母亲笑我：“傻妮子，有嘴走遍四方，念书要开口，做生意要张嘴。”
    我又问母亲：“怕不怕？”
    母亲说，她最害怕的是橘子卖不出去，卖不上好价钱。
    那段日子全家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母亲收摊回家后，一家人围着她数钱。看着母亲翻遍衣兜和裤兜，掏出钱的瞬间，我们颇有中大奖的感觉。
    长年超负荷的劳作，让母亲的腿落下了关节疾病。每天晚上，我都在手上涂抹药水，拍打母亲的双腿。她咬着牙，闭着眼说：“不够有力，再重点儿，打得痛才好得快。”
    此后，父亲不准许母亲独自挑担赶集，除非能搭上拉货的车，不过这样的运气很少有。家里卖橘子的进度越来越慢了。休养的那段日子，母亲总是一瘸一拐地走到放橘子的屋里，嘴里念叨：“剩下的这一堆还要卖到啥时候？你们啊，可真是不争气。”说着，她不停地拍打双腿。四
    年后，我们几个姐妹都顺利地报到上了学，没有拖欠一分钱的学杂费，让村里许多年年欠着学费上学的小伙伴羡慕不已。屋里还堆着两千来斤橘子，有的已经泛绿发霉。为了不让好橘子受到影响，母亲每天都会挑上好一会儿。
    每天走出橘子屋，母亲都会提着一个装满烂橘子的红塑料桶，在堂屋坐上一会儿。她从桶里拣出一堆半坏半好的橘子，一个接着一个剥开，坏的部分掰开随手丢进桶里，嘴里吃着没坏的瓤，一边吃，一边说：“真甜，真甜。”
    橘子一直卖到五月中下旬。卖完那天，父亲去镇上买了很多母亲爱吃的菜，回来又亲自下厨烧了母亲最爱的酸辣汤。吃饭时，父亲一脸愧疚地对母亲说：“今年的橘子批发价就算再贱也要卖掉，不能让人这么遭罪了。”
    母亲笑着说：“人活着哪有不遭罪的。”
    我插嘴说：“还是做猪好，不遭罪，吃饱了睡，睡醒了吃。”
    母亲拿着筷子狠敲了我一下，一本正经地说：“真是个傻娃子，做人遭了罪，但能享福;猪享了福，却要遭大罪啊。”
    全家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口酸辣汤如鲠在喉，呛得我泪流满面。
    我还记得，那年，我十一岁，上小学六年级。
    （月华摘自天地出版社《模拟人生》一書，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