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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者》情缘

时间:2023-12-02 06:55:49


   
    聂志平
    《读者》从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41年;而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读者》陪我走过了40年。
    1982年,我从黑龙江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普遍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但我们班还是有人订了后改名为《读者》的《读者文摘》。当时负责从信箱取信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戴眼镜的同学秦严。每当看到取来的报刊中有《读者文摘》,大家都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们这帮男生便会争先恐后地排队阅读。
    现在回想起来,午饭后到下午上课前这段时间,《读者文摘》几乎是被我抢到手里的。12点下课,除了排队打饭吃饭的半个小时,到两点前去上课,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我迫不及待地翻看,在上课前我肯定会看完。不抓紧看不行,因为后面还有人排着队不断地催呢。中午为看完《读者文摘》不休息,下午上课眼皮就有些打架,多次控制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睡去。所以每当中午看《读者文摘》,下午上课我肯定要在最后一排找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做好睡觉的准备。至于没好好听课落下的笔记,以后再找同学补吧。
    读书期间,我虽然没有买过一本《读者文摘》,但是一期都没落地读过。现在想起,真是从内心感谢那位订阅《读者文摘》的同学,感谢他的慷慨,感谢他的宽容,也很感谢和怀念当时的信箱管理员——20世纪90年代就已离我们远去的秦严同学,他那淡淡的笑容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大学任教,然后又去大庆市做报纸副刊编辑,2000年重新回到高校,在浙江师范大学任教。虽然工作几经辗转,但我一直没有间断地阅读《读者》。有时课务比较繁重,我就在周五下班前到资料室,一次借几本《读者》,利用周末放松时间,一次读个够,每当此时妻子也跟我一起抢着看。
    一次我和几个同事闲聊,聊起“小资”与高雅的话题,有人引用网上的一种说法,说高雅的“小資”,是看《读书》而不是《读者》。当时我只是一笑,并没有参与争论。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文化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被需要。《读者》提供的就是这种被人需要的文化。我们不用时时参与那种重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的事件的讨论,也不用遮上“高雅”这种面纱,只从这本干干净净甚至带有一点儿理想色彩的《读者》里边,看到思想智慧而会心一笑,看到人世百态中的一些温情而感动不已,就足够了。
    在出差等车的时间,我总会买一本《读者》来翻翻;而家中如果有《读者》,无论是从学院资料室借来的,还是在报刊亭买的,它们只存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枕边,另一个是卫生间马桶对面的小架子上。在这两个最让人放松的地方,《读者》中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漫画和小幽默,让人有点感动的温情文章,不断地融入我的心田。
    现在我仍坚持,能在卫生间里看进去的书,一定是好书。无论别人怎么看,《读者》都是符合我放松阅读这个标准的读物。它营造了一个温情与纯净的世界,让我在其中享受那一个个小感动,并在感动中收获良知和美好,进而不断净化、丰富自己的心灵。
    2010年9月,我作为国家外派汉语教师到乌克兰格林琴科大学(原基辅师范大学)任教。10月下旬,使馆教育处负责人问我的通信地址,说“国家汉办”要给外派的汉语教师订刊物。2011年1月下旬,我收到了两个航空邮件,打开一看,一个是《小说选刊》,另一个让我喜出望外的,就是接连两期的《读者》。
    我由衷地感谢关心我们外派汉语教师的“娘家”——“国家汉办”,更感谢把《读者》确定为邮寄读物的工作人员,真是既高瞻远瞩,又善解人意。那两本《读者》,当时我是一口气看完的。
    至今我还记得,2011年第1期里的《三生情》、第2期里的《谁拯救了科隆大教堂》,让我一看再看时都感到心中一热;而第1期《别惹我父亲》中最后的那句“永远不要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打他的孩子”,第2期《石牌保卫战》中中日军队决战前夕胡琏将军的诀别信,竟两次让当时的我——一个46岁的大学教授——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碗面(牛肉面)、一条河(黄河)、一本书(《读者》),这是处于黄土高原、黄河之滨的西北重镇兰州的名片,也是我魂牵梦萦的情感寄托。不思量,自难忘。
    (陈岱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