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者》情缘

   
    聂志平
    《读者》从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41年;而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读者》陪我走过了40年。
    1982年，我从黑龙江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普遍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但我们班还是有人订了后改名为《读者》的《读者文摘》。当时负责从信箱取信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戴眼镜的同学秦严。每当看到取来的报刊中有《读者文摘》，大家都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们这帮男生便会争先恐后地排队阅读。
    现在回想起来，午饭后到下午上课前这段时间，《读者文摘》几乎是被我抢到手里的。12点下课，除了排队打饭吃饭的半个小时，到两点前去上课，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我迫不及待地翻看，在上课前我肯定会看完。不抓紧看不行，因为后面还有人排着队不断地催呢。中午为看完《读者文摘》不休息，下午上课眼皮就有些打架，多次控制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睡去。所以每当中午看《读者文摘》，下午上课我肯定要在最后一排找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做好睡觉的准备。至于没好好听课落下的笔记，以后再找同学补吧。
    读书期间，我虽然没有买过一本《读者文摘》，但是一期都没落地读过。现在想起，真是从内心感谢那位订阅《读者文摘》的同学，感谢他的慷慨，感谢他的宽容，也很感谢和怀念当时的信箱管理员——20世纪90年代就已离我们远去的秦严同学，他那淡淡的笑容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大学任教，然后又去大庆市做报纸副刊编辑，2000年重新回到高校，在浙江师范大学任教。虽然工作几经辗转，但我一直没有间断地阅读《读者》。有时课务比较繁重，我就在周五下班前到资料室，一次借几本《读者》，利用周末放松时间，一次读个够，每当此时妻子也跟我一起抢着看。
    一次我和几个同事闲聊，聊起“小资”与高雅的话题，有人引用网上的一种说法，说高雅的“小資”，是看《读书》而不是《读者》。当时我只是一笑，并没有参与争论。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文化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被需要。《读者》提供的就是这种被人需要的文化。我们不用时时参与那种重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的事件的讨论，也不用遮上“高雅”这种面纱，只从这本干干净净甚至带有一点儿理想色彩的《读者》里边，看到思想智慧而会心一笑，看到人世百态中的一些温情而感动不已，就足够了。
    在出差等车的时间，我总会买一本《读者》来翻翻;而家中如果有《读者》，无论是从学院资料室借来的，还是在报刊亭买的，它们只存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枕边，另一个是卫生间马桶对面的小架子上。在这两个最让人放松的地方，《读者》中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漫画和小幽默，让人有点感动的温情文章，不断地融入我的心田。
    现在我仍坚持，能在卫生间里看进去的书，一定是好书。无论别人怎么看，《读者》都是符合我放松阅读这个标准的读物。它营造了一个温情与纯净的世界，让我在其中享受那一个个小感动，并在感动中收获良知和美好，进而不断净化、丰富自己的心灵。
    2010年9月，我作为国家外派汉语教师到乌克兰格林琴科大学（原基辅师范大学）任教。10月下旬，使馆教育处负责人问我的通信地址，说“国家汉办”要给外派的汉语教师订刊物。2011年1月下旬，我收到了两个航空邮件，打开一看，一个是《小说选刊》，另一个让我喜出望外的，就是接连两期的《读者》。
    我由衷地感谢关心我们外派汉语教师的“娘家”——“国家汉办”，更感谢把《读者》确定为邮寄读物的工作人员，真是既高瞻远瞩，又善解人意。那两本《读者》，当时我是一口气看完的。
    至今我还记得，2011年第1期里的《三生情》、第2期里的《谁拯救了科隆大教堂》，让我一看再看时都感到心中一热;而第1期《别惹我父亲》中最后的那句“永远不要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打他的孩子”，第2期《石牌保卫战》中中日军队决战前夕胡琏将军的诀别信，竟两次让当时的我——一个46岁的大学教授——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碗面（牛肉面）、一条河（黄河）、一本书（《读者》），这是处于黄土高原、黄河之滨的西北重镇兰州的名片，也是我魂牵梦萦的情感寄托。不思量，自难忘。
    （陈岱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