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深处

   
    ☉吉普赛高龙华明
    在南太平洋钓鱿鱼的日子里，王洪春已经习惯了昼夜颠倒。凌晨2点以后的漆黑深夜，当他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时，钓鱿船的灯火便如繁星低垂，闪现在平静的海面上。
    那是在秘鲁附近的公共海域，手机没有信号。他每隔半年往家里打一次卫星电话。在船上工作，没有固定的上班和下班时间，有鱼就干活，没鱼就休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王洪春46个小时没睡觉。大海模糊了时空的概念，他只知道在海上生活枯燥，无论怎样呐喊都得不到回应。
    王洪春认为，离开陆地的人，心里多少都有点儿过不去的事。他有个同事，叫老许，已经在船上待了18年。老许不用手机，不知道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也不喜欢下船。“我们觉得单调，老许觉得是一种解脱。”王洪春说。
    王洪春今年27岁，在陆地上的生活并不如意。他出生于四川绵阳的农村，初二时辍学，之后去外地打工，数年后回家开养鸡场，赔得血本无归，和妻子离了婚。对他而言，在摇晃的渔船上工作，与其说是逃避失败，不如说是在寻找人生的出口。
    “出海的都想多赚些钱，都是拼命地干。”王洪春说。钓到鱿鱼才能算作公司资产，钓到其他鱼就自己吃掉，或者卖给其他公司。
    关于凌晨，王洪春记忆最深的是他曾钓到一条150公斤重的金枪鱼。那天临睡前，他布置了一条筷子粗的钓鱼线，一端通过窗户连接到卧室的床上，拴着瓶子。半夜，他被瓶子的摇晃声吵醒。他知道，鱼上钩了。在一名印度尼西亚船员的帮助下，忙活了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把鱼拉了上来。鱼身被划破了，不好卖，于是王洪春和船友分享了战利品，他也因此换来了别人的香烟和火锅底料。
    在海上，白天尚能看到成群的海豚在渔船附近嬉闹，到了夜晚，无法纾放的痛苦便会如影随形。飘荡300天后，王洪春决定回到岸上。渔船在秘鲁港口城市卡亚俄进行维修保养时，他收到家里的消息。他的前妻快要结婚了，孩子由谁抚养成了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王洪春原先与公司签了2年的合同，若中途违约回家，他只能拿到2万多元。但他顾不了那么多，登上一艘运输船回到家乡。
    “回家时人好像解脱了一样，我今后不打算出海了。”王洪春没有经历那种命悬一线的瞬间，对他来讲，出海只是尝试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夏天时，他进入一家捕鱼公司从事船员的招募工作，有人在网上问他船员生活如何，他没说薪酬和面临的困难，先反问道：“为什么要上船？”
    人的孤独有时并不蕴藏在波澜壮阔的故事里，它或许就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日常。在深圳大排档唱歌的吴恩师没有上过船，他生活在歌声与人群里，依然感到漂泊无依。
    “我能感到快乐吗？一个人孤独地在这边。”吴恩师说。每晚八九点，他背上吉他出门，凌晨三四点收工。凌晨2点到3点之间，他正在大排档的油烟味里唱歌。有些店主怕楼上住户投诉，会让吴恩师适当放低音量。顾客花30元点歌，若吴恩师唱得轻了，他们会埋怨。
    吃夜宵的地方，什么人都有。有人要求免费听他唱，有人每次都要求“买一送一”；有些人是想活跃气氛，有些人是喝到微醺了。《一生所爱》《海阔天空》《我的好兄弟》这几首顾客常点的歌，吴恩师唱得很熟练。
    昼伏夜出，吴恩师在大城市没几个朋友，能打招呼的也就是几个揽活儿的代驾司机。“死在出租屋都没人知道。”他常开这种不吉利的玩笑。他现在租住在一个每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里，父母和妻女都在广西老家。吴恩师21岁就离开家乡到广东了，他在东莞的工厂里打过工，做过投递员和食品销售。不过做这些事，他都没那么喜欢。他最享受的还是以前下班后一边冲凉，一边在贴满瓷砖的浴室里唱歌。
    深夜唱歌，吴恩师偶尔会因“扰民”而被粗暴对待。他被丢过鸡蛋，被泼过两次水，被扔过矿泉水瓶和啤酒瓶。年轻时，吴恩师也试过以歌手身份进入更主流的市场，比如去酒吧应聘。不过每次都被拒绝了，有些人告诉他：“你唱得挺好，只是风格不适合酒吧。”2016年6月15日晚上，吴恩师决定去卖唱。他在一个周围有运动器材和装修材料店铺的小广场上唱歌，赚了140元。第二天，他去老地方搭场子，被城管轰走后，开始转战大排档。
    吴恩师现在没什么宏大的生活理想，对他而言，日子就是在一个个凌晨延展开的。有一次，吴恩师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传了《离别》的演唱视频。他配上一段抒情的文字：“2003年，我在广东东莞工厂的食堂，电视里的音乐频道每天都播这首歌。当时好像是发信息点歌，不知当时的你听到这首歌时在做什么，或者有怎样的故事。”
    在距离东莞约3000公里的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可可西里的才索加自8岁起心中就有一座“精神灯塔”——因保护可可西里而壮烈牺牲的索南达杰。2004年，以索南达杰为原型的电影《可可西里》被搬上银幕，看完后，才索加深受震撼。“他被枪打中的一瞬间，我就感觉这个人特别伟大。当时我便默默地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干这样的事。”
    2015年，到可可西里管理处工作后，才索加过上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年5月到11月，是工作人员大规模巡山的日子。为防盗采和盗猎，他们会在太阳湖边安营扎寨，两顶帐篷用来睡觉，一顶帐篷用来做饭。深夜的荒野有太多人类无法掌控的事。
    2020年的第一天，才索加便是在野外度过的。他记得那是凌晨2点，因为路途太远，天又下起了雪，队员们没能赶回保护站。当时室外气温降到零下20℃，他们就地煮了泡面和肉。
    “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在山里有多艰苦，除非你跟我进一次山。只有那样，你才能和我有相同的认识和感受。”才索加说，“艰苦就是艰苦，无聊就是无聊。”
    夏天，109国道旁的保护站时不时有游客到访；冬天，生活就只剩下无边的寂寥。“在保护站值班时我们都不敢看手机上的日期，因为看了反而感觉时间过得更慢。”才索加说。
    设施简陋、物资匮乏，可可西里的一切都很熬人。冬天，保护站周围都是冰冻的荒原，才索加每隔3天要去70公里外的不冻泉取水；每隔半个月轮班时，工作人员才会从格尔木带来蔬菜和肉。夜里巡山时不能睡觉，他偶尔也会想，要是现在有张床该多好！巡山时没有电，没有信号，手机就是一块没用的砖，队员们只能靠聊天打发时间。讲到最后，故事都讲完了，大家只好干瞪眼。
    夏天，才索加会去可可西里腹地的太阳湖边蹲点。在那里的夜晚，他遇到过进厨房偷吃东西的野熊，也在回程途中遇到过真实的危险。先是两辆车同时陷入泥坑，然后是两辆车的发动机同时因为进入泥浆而损坏。此地距离保护站还有300公里，有狼、熊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更糟糕的是，卫星电话也出了故障。在等待救援的3天里，才索加绝望了。他羡慕会飞的鸟，心想，要是自己也有翅膀该多好。他想，回到保护站后就辞职不干了。
    队员们都感觉自己被遗弃了，因为失眠，他们想到了各种糟糕的结果。3天后，救援车终于到了。看到远处的灯光时，他们掉下了眼泪。
    得救后，才索加掉到谷底的心又被捡了起来。他说：“有些人为了可可西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为什么会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呢？”
    如今，在可可西里陪伴才索加的，除了两位同事，就只剩下9只小藏羚羊。母羊被狼吃掉或者小羊走散后，工作人员会以人工饲养的方式将小羊养大，之后再把它们放回大自然。才索加每天要给小羊喂三四顿牛奶，然后等小羊喝奶时舔他的衣服。小羊会靠着气味记住这个人，才索加说，这是他在可可西里漫长的孤独里最温

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