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刘小样
时间:2023-12-02 02:24:26
☉珞小西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陕西女子刘小样在20年前说出的这番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刘小样这样的人,很容易因被当成异类而备受指责,尤其是在20年前的农村。
彼时,她被困在生活中,痛苦、迷茫,想要改变,却找不到出口,内心充满纠结和无奈。
接受央视《半边天》栏目主持人张越的采访时,刘小样是其貌不扬的中年农村妇女模样,但其实,她挣扎着把出格的念头隐藏在了中规中矩的生活里。人生除了墨守成规,就别无他法了吗?她迷茫又不甘心。
她知道八百里秦川容不下这份疼痛,所以给《半边天》栏目组写信,因为这个节目以倾听女性表达为宗旨。但她写信不是要乞求怜悯和关注,仅仅是为了倾诉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她在信里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的地方:“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她说,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农村生活:“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有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想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和孤独,好像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刘小样的信,震撼了节目组的人。那时候,城乡差距不仅在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经济水平的差距,更在于心灵的闭塞与隔阂。刘小样的信,为我们展示了思维定式之外的,一个农村妇女闪闪发光的灵魂。
她的信如磁石一般,吸引了节目组的目光。
刘小样本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可她害怕与外面的人面对面地交心,也害怕上了电视,被村里人看到。还是她的丈夫王树生拍板,这才让节目组进门的。
这次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只要摄像机架起来,刘小样就怎么也无法敞开心扉。她不是爱出风头的人,面对镜头,内敛的她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收得更紧。耗了好几天,试了几次都拍不出效果,张越无奈,决定放弃。
没想到,最精彩的部分到来了。为了不让场面太尴尬,拍摄结束后,张越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和刘小样聊天。幸亏同样不死心的摄像师没关闭话筒,他听到有意思的部分,就躲在刘小样看不见的角落偷偷拍摄。就这样,意外成就了一期画面不精致却热度很高的节目。
那期节目被命名为《我叫刘小样》。节目于2002年3月播出,拍摄于上一年的冬季。
节目一开始的画面里,清冷萧瑟的黄土地,配上有些阴沉的天色,以及一具沉甸甸很有岁月感的石磨,让一切看上去凝滞得仿佛亘古未变。即便出现刘小样熟练转动擀面杖的情景,也无法打破这种沉寂。
唯一亮眼的是刘小样的红衣服。她穿着红外套接受采访,穿着红棉袄擀面,不是为了上节目特意打扮的,她的很多衣服都是鲜艳的红色。
红红的脸颊,红红的衣服,其实是很土气的,刘小样和穿着素净的蓝色外套侃侃而谈的张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越试探着聊起红衣服的话题。刘小样说,城里人觉得农村人穿衣服很俗气,主要就是艳,可为什么要艳?因为农村本来就是土,农村人跟土打交道,再穿跟土的颜色相近的衣服,就会缺乏存在感。
紧接着,她补了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我总觉得我要在衣服上寄托点什么,衣服上寄托着我的一种想法,我想活得精彩一点,所以我想让它色彩斑斓。”
刘小样的家,在陕西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附近一头是铁路,另一头是高速公路,两条路都直通西安,从她家去西安,车费只要9块钱。
然而,刘小样想要的精彩,并不会因为离大城市西安近,就容易实现。地图上的一小段距离,是许多人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命运鸿沟。
尽管车费只要9块钱,那时候村里却很少有人去过西安。大城市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人生里的一个梦。丈夫帮她圆过这个梦,他带她去过西安,可刘小样站在钟楼下,看着车水马龙,看着大城市的红男绿女,突然失声痛哭。她向往西安,可真实的西安让她感到无比孤独。
2001年,热播的电视剧有《情深深雨蒙蒙》《康熙王朝》《大宅门》《流星花园》等,刘小样爱看电视,但她没提到其中任何一部。她爱看的除了《半边天》,还有央视的另一档节目《读书时间》。她说她是把电视当成书来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她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人生。她是用普通话接受采访的,节目播出后,周围的人才惊讶地知道,刘小样居然会说“外面的话”。普通话,是她一年又一年,跟着广播和电视悄悄学的,硬是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她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文学作品的滋养和新闻报道的冲击,让她感受到村子和外面世界的巨大差异,也在她的内心掀起了波澜。她觉得不满足,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对劲,于是她更执拗地,一天又一天,通过学说普通话,为自己搭建连接世界的通道。
她想够到的东西,始终在若隐若现的高处。她脚踏黄土地,拼力地仰望人人都认为不属于她的世界。
漫漫人生中,有人低头顾尘埃,有人抬头望明月,做出抉择很难,想要兼顾更难。而女性,往往是选择妥协、想要兼顾的。因为柔软而强大的母性,女性更能忍受,更容易做出牺牲。
刘小样感受到了枷锁的存在,可她无法挣脱。
如果婚姻不幸,如果生存成问题,如果没有孩子,或许她能下定决心决绝一次,但恰恰是不好不坏的生活,成了她不能割舍的牵绊。出走和留守,哪一头都很难舍弃。2001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刘小样已经结婚10年,有了一双儿女,屋子里贴了很多孩子的奖状。她说,婚姻对农村女孩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女孩婚前属于娘家,婚后属于婆家,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少。
刘小样只念到初二,女孩识几个字就够了,这在当时是当地人的普遍观念,她无法反抗。从小家里教她的,也都是婚后要做好家务,孝敬公婆,没人会意识到,养育一个女儿,还要问问她,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1991年,刘小样与丈夫王树生经媒人的介绍相识,双方只相看了3次就定下了婚事。那时候,她都不赞成自由恋爱。因为在大家的认知中,好人家的闺女就该这样按部就班。幸运的是,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这个婆家,好像是随便找了一个,但还是“正合我意”。王树生当时在外面闯荡,刘小样觉得自己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王树生祖上是读书人家,他家老房子的门楼上,写着“耕读传家”。结婚10年,做了10年的媳妇,刘小样说,这10年的日子在别人眼里是很好的。家里盖了楼,丈夫对她不错,一双儿女也争气,丰衣足食。可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仅仅是一个好媳妇。
好媳妇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可能?她说不清楚。她只能说,她不想在做饭的时候就光想着做饭,洗衣服的时候就光想着洗衣服。内心的火焰仅能为她照出一个方向:我可以想别的。但哪怕想什么都只是徒劳,她也不想放弃思考的权利。她一年只需要干2个月的农活。那10个月的空闲时间里,她还是只能守在家里,每天过着一样的日子。她说:“我烦就烦过一样的日子。”说这话的时候,她笑了。
刘小样说,生活需要知识,人在家里也需要知识,有知识,生活才不空虚。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我想从电视里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说这些的时候,她哭了。
张越和刘小样的交往,有两个插曲令人难忘。
一是张越一再邀请刘小样到他们住的宾馆看一看,刘小样一直不肯去。可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刘小样突然来了。她一进到张越的房间,就抱住张越,放声痛哭:“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你们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她哭了很长时间。二是张越要陪刘小样去商场,给她买点衣服什么的,刘小样坚决不答应,但一说去书店,她立马变得很积极。她想要一整套鲁迅的书,想要西北作家的书,但对张越提议的心理方面的书,她只是翻了翻就说,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向往大山大海。当年张越告诉她,其实大山大海的生活很艰难,不一定有她现在的生活好,刘小样回答:“我总觉得人总该有一点向往吧,总不能就是我生在这里,我就守在这里,我也不想外面的一切。我总觉得人向往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
她始终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标签化的,勤劳、善良、朴实、节俭的女人。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的活儿,然后就去逛逛,她就做这些,她不需要有思想。”谈到这里时,刘小样用力地说,“我不接受这个。”她说,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早早辍学,她会供孩子念书,让她知道很多的知识,做一个有思想的女孩。
张越告诉她,大城市的生活充满压力。刘小样说,压力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压力让人有追求,让人不断地汲取知识,接受新的事物。
张越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推开窗子,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又不得不慢慢地收回自己,再回到现实,然后被单调平静的生活溶解。
刘小样说,她有一种折中的方法:“我不要把这扇窗户关上,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电视节目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良、画面之炫目,远非当年可比,但当年的刘小样不会想到,自己的讲述会跨越时间,在多少人心中引起灵魂的震颤和共鸣。并且,20年后,她还能再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
2021年,有记者找到了刘小样。接受完张越的采访后,一直到2006年,快40岁的时候,刘小样开始尝试着走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从县城,到西安,再到外省,体验过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过各种人生滋味后,2016年,她又回到了八百里秦川。家庭重又成为刘小样生命的重心,婆婆走了,儿女相继成家,小家庭的下一代相继出生,逐渐老去的她又过上了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日子。只是现在,她家最亮眼的不再是鲜艳的衣服,而是满园的花朵。她把家里的小院,打理成了美丽的花园。
人生唯有自度,经历便是航船。回到起点的人生,自有其孤绝而丰饶的收获。小院里绽放着花朵,空气中就弥漫着生机。懂得打理这份美的刘小样,绝没有出走失败,她完成了自己的壮举。
生活里依然会有新的疼痛和挣扎,但有一扇窗户,她始终没有关上。
(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