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的选择自由

   
    ☉孙若茜
    我没经历过相亲，但安排过一次相亲。女方是我的大学同学，男方是我的小学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俩都单着。撮合他们俩，就是因为一句玩笑：俩人有夫妻相。结果，相亲真的成功了。他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如今也有十几年了。现在回过头去想，我当时心里经过的那番暗暗权衡，究竟来自哪里？
    马赛克家庭主义
    相亲的形式非常多，换句话说就是交换个人信息的方式多。比较夸张又有些特殊的，“相亲角”算一个。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非常有名：一到周末，上千位父母聚在小小的公园里，塑封的A4纸铺天盖地，有的夹在衣领上，有的挂在树上，有的立在地上的小马扎前面，上面写满子女的信息，性别、年龄、身高、学历、年薪、房产……这些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人，通常是准备打持久战的，少则半天，多则一整天。每个周末都去，有的人一去就是一年、几年，有的人甚至一去就是10年，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如果不是因为焦虑，谁会用10年的周末，挤在人山人海中，认定那一张张A4纸上，那些大同小异的个人信息中间，就有他的孩子要寻找的另一半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计迎春是在2018年聚焦人民公园的，她组建的研究团队有十几个人，花了几年时间在相亲角进行观察，与人聊天，做深度访谈。她告诉我，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虽然还没有到得出结论的阶段，但其间有很多发现。
    到相亲角积极地为子女张罗婚事的父母们，他们的子女可并不一定急于步入婚姻。他们当中有些是瞒着子女去的，另一些虽然和子女商量过，但也没有得到赞同。即便子女同意，父母在相亲中扮演的也只是辅助性角色，没有决定权。看到不错的人选，让子女互相加个微信，基本上就石沉大海了，于是父母又开始新一轮的数据碰撞和搜寻。相亲的方式的确很多，对象并不一定非要在相亲角寻找，可是当年迈的父母们把身边依赖的人脉都用光后，除了去相亲角，又似乎真的无计可施了。
    父母们为什么那么焦虑呢？计迎春曾经提出过一个“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马赛克的特点是不同的元素和色彩并存杂糅，中国现代的家庭关系就像马赛克一样，传统与现代共生、杂糅、交错，又发展出新的东西。家庭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家庭成员间的纽带比以往更为紧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赖。家庭的重要性增加，父母们对子女结婚成家的愿望自然也就更为迫切，他们希望看到子女有人照顾支持，老有所依。对子女婚姻的焦虑，实则是为子女的养老焦虑。相亲角也许并不能真的解决他们的担忧，但可以暂时容纳他们的焦虑。
    戏剧化的“婚姻市场”
    婚姻焦虑当然不是父母们特有的情绪。虽然大多数子女最初是反对父母去相亲角的，但是时间长了，一些子女的态度会发生改变：从拒绝到逐渐默许，再到开始主动询问，配合相亲。这种转变大多来自女性。
    据说，如果你一大早就跑到相亲角，会觉得身边环绕的那些A4纸上写的全都是“女”，男孩的父母特别少。但相亲角中真实的男女比例是没有那么大差距的。到了下午，男孩的父母们才会慢悠悠地入场。和那些清早就来“上班”，很晚才会离开的女孩家长相比，他们显得相对淡定，因为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时间。
    最初进入相亲角的男方家长，看到女孩们的学历、年薪之高，往往会表现得自惭形秽。很快，当他们发现女方家长们对那些“硬件”的要求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高，他们的心态就会迅速地扭转。也许他们发现了“时间”的秘密，它是相亲者手中最重要的砝码，原本谁的手中都有，可女方的，似乎总是用得更快。
    计迎春在相亲角还见过一种“降价”：一个女孩的个人信息上原本写着“年薪90万元”，过了不到半年改为“年薪60万元”，又过了一段时间改为“年薪40万元以上”。一年里，她的其他条件都没有改变，但年薪一降再降。相亲角里的“收入观”通常是：年薪90万元的女性，不会断然拒绝年薪30万元的男性；但反过来，年薪30万元的男性，并不愿意和比自己收入高的，更别说是高几倍的女性交往。
    那么学历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学历和年薪通常是呈正比的。如果女性的高薪“不被允许”，那么，女博士是否也依然像很多年前那样在婚姻市场中受到“歧视”呢？女博士曾被“另眼看待”，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高学历者是少数，她们因为稀有才被视为异类。如今，博士并不罕见，几乎不会再招致偏见了。
    相亲者们对学历的看法，是很微妙的。女方通常认为，学历代表见识、趣味、共同话语，男方则把学历对标智商、基因、生育的质量和教育孩子的能力。所以，他们虽然不希望女方的薪资太高，但是期待对方有一定的学历。
    总结下来，30岁以下、高学历、有工作，但无过高薪资的女性，大概是男方家庭共有的择偶标准。相比之下女方家庭的标准既不明确，也不固定。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弱势已是共识。相亲角中贮满的焦虑，又将它一再放大。
    网络相亲就像是“网购”
    我想起了娜娜。她是一个37岁、定居上海的单亲妈妈，有自己愿意为之拼搏的事业，自信，潇洒。2020年，孩子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迟开学，和老人留在老家，娜娜先一步回到上海，开启了离婚几年后第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在手机上下载了相亲软件，开始约会。换一种说法，就是开始了网络相亲。这两年，她从免费用户升级成付费会员，认识了不少人，和很多人见了面，也正式交往过几个。
    和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相亲相比，网络相亲的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没人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没了下文。没人会要求你再给介绍人一个面子，和某某再吃上一顿饭。也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想和什么样的人做伴。
    网络相亲不是铺天盖地的明码竞价，但也一点不少“市场”的模样。有人把这样的相亲比喻成网购，只要输入关键词，符合条件的人就会占满你的屏幕，而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根本不会出现。它是一种更为精细化的服务。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钱岳发现，使用网络相亲时，人们通常会提出比线下相亲时更为苛刻且具体的择偶标准。在没有人情因素需要权宜时，谁也不想浪费时间。并且，以人们对网络的了解，通常会认为无论自己给出多么具体的指向，诸如喜欢喝茶不喝咖啡，接受养猫但不同意养狗，也都是可以找到海量的匹配人选的。因此，没有必要模糊，没有必要妥协。
    一个聊得来的人
    钱岳对使用网络相亲、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年轻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当他们被问到想要找什么样的伴侣时，最常见的答案是，一个聊得来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它很少会出现在父母那一辈人的择偶标准中，那个时候的高频词可能是，有上进心、孝顺、顾家。至少，聊得来不会是首要的考虑因素。那么，什么是聊得来呢？人们喜欢举反例回答。比如，有个男性说，我最喜欢去博物馆、听音乐会，如果对方最喜欢宅在家里看韩剧，那就聊不来。一个女性说，如果我想跟他聊毛姆，他连毛姆是谁都不知道，那就聊不来。
    “聊得来”看似是一个无形的标准，在提出者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解释时，我们很可能把它归结为一种飘忽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是基于客观现实的，比如相似的教育背景、不相上下的家庭条件、差距不大的收入水平等等。说白了，还是门当户对。我们以为网络相亲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使我们不再依据父母给出的框架进行挑选，但最终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和父母的选择，并没有相差很远。
    也不是一切都没有改变。在钱岳的调查中，有这样一

个问题——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男性应该专注于工作，女性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家庭？“50后”“60后”回答时，支持或反对，男女两方的答案差不多。“90后”回答时，男性明显比女性更加表示支持，性别观念的差异特别显著。
    对配偶年龄的选择上，男性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越来越想找比自己年轻更多的女性。比如，25岁的男性，通常想找23～27岁的女性；30岁的男性，普遍选择23～29岁的女性；而40岁以上的男性给出的答案，是希望找到22～30岁的女性作为伴侣。而女性，不论什么年龄，在调查中给出的答案始终是：想要找与自己年龄相差3岁以内的男性。
    此外，和相亲角反映的状况如出一辙的是男女对教育的重视，以及重视的理由。男性偏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名校毕业，理由是，未来能更好地当妈妈。女性同样重视教育程度，但没有人提出，关注男性的学历是觉得高学历者能成为更好的爸爸。同时，在有着高等学历的女性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未来不一定会选择生育。
    综合这一系列的调查结果，中国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伴侣始终是贤妻良母。在家庭观念、性别分工上，男女双方有着越来越大的差别。似乎，更高的教育，更多地改变了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但对男性的观念改变非常小。当男性和女性的想法越走越远，而他们又认为小小的搜索框背后是成千上万的潜在理想对象可以随意挑选，不必去改变自己时，聊得来的人还会存在吗？
    娜娜觉得相亲中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挑我、我挑你，而是沟通，是如何表达自己。她说，两年前刚刚开始网络相亲时，她通常是表面故作潇洒，内心绷得很紧，拿着手机挑选对象，只要发现对方有一点点不合适，拔腿就跑。现在，她慢慢放松下来了。她发现，想要交往，一定要赶紧把网络上的人拉到现实中见面，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联结。相亲是一种仪式，门当户对也是一种仪式，生活总是需要仪式的。
    （安乐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6—7期合刊，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