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教授”何家庆

   
    ☉北方女王
    何家庆在研究植物标本
    何家庆，总是身穿一件破旧的蓝色涤卡中山装，他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1972年深冬的安庆，大雪弥漫。
    何家庆的父亲推着一车煤在晚上送货，路像结绳记事的麻索，艰难地蜿蜒在山谷之间。天黑路滑，人与车都摔了出去，他的手指被车重重地压到，血流不止，当场断裂。
    强忍着剧痛，他还是坚持单手推着板车送完了货，拿着刚刚赚到的钱，去扯了一块深蓝色的布，给儿子做了一件中山装。
    何家庆穿着父亲送的那件衣服，凭着一副血肉之躯，独自走进大别山，流浪3万多公里，无数次死里逃生，只为切身实地地帮助千千万万的农民，靠种植魔芋改变贫苦命运。
    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困厄与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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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庆皮肤黝黑，瘦弱不已，头发总是乱糟糟的，看起来不修边幅，像个“怪人”。其实那是无数个日夜被风霜与黑暗锤打后的模样。
    那个瘦小的身影从远处看去，渺小而悲壮，让人心生不忍。
    因幼时贫寒，他对贫苦的农民有着深沉的挂念。
    1949年出生的何家庆，来自安徽省安庆市一个贫苦家庭，一家八口靠父亲拉板车送货维持生计，收入微薄，他太懂挨饿是什么滋味了。
    饥饿使他恐惧，饥饿与贫穷，侵蚀着少年何家庆，同时也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最为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好父亲，不管家里多么拮据，父亲都不曾放弃让他读书。
    何家庆幸运地结识了一群友爱、朴实的乡民与同学，他有一份老账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字，记的都是他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馈赠，他可谓吃百家饭长大的。
    何家庆将这些善意全部记在心中，继续认真刻苦地读书，“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1976年，何家庆从安徽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跟着导师研究中草药，从事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8.65元，刚够养活一家人。在别人忙着写论文、评职称，想着怎么赚更多的钱改善生活时，何家庆却决心前往大别山考察，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出身贫寒的何家庆，非常清楚饿肚子是什么感觉，那种深刻的感受让他决心要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让老百姓吃饱饭。
    那几年，何家庆为考察大别山一点点准备着，最重要的莫过于攒钱，要攒够上万元的考察资金，对每个月收入只有十几元的他来说，是遥远而渺茫的。
    何家庆省吃俭用，即便在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上，他也只是与妻子简单吃顿饭，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7年下来，他好不容易才攒了3000多元。
    80多岁的父亲没有反对儿子的这个想法，反而十分支持，不辞辛劳送来4000元，那是老人家一辈子的积蓄，全是皱皱巴巴的1元、1角的零钱。
    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与那一袋子发皱的钱，何家庆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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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3月20日，何家庆终于踏上考察大别山的路，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台照相机和一笔攒下的钱，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狂风暴雨。
    这一走，就是225天。他的足迹踏遍大别山所跨的鄂豫皖3省19个县，徒步12684公里。
    大别山处处险恶，连当地人都不敢前去探索。何家庆遭受了从未经历过的磨难，悬崖、洪水……黑夜里，野狼对他虎视眈眈，山蚂蟥让他的腿溃烂流脓。
    他虽赤手空拳，却从未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攀登陡峭的大别山主峰，不小心脚滑了一下，顿时跪在悬崖边上，膝盖血肉模糊，他两手紧紧抠住石缝。在生死时刻，一位路过的猎人将他救了下来，他万分感激。
    他无数次死里逃生，都是为了将考察资料带回去进行科学研究。
    他成为最熟悉大别山这片土地的人，采集了3117种、近万份植物标本，用生命为国家后来实施的“星火计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从大别山回来后的何家庆，像变了一个人，那是风餐露宿、遭受大自然苦难后的样子。他越发面黄肌瘦，他的那副大眼镜，框架得用竹签支撑着，才能继续使用。
    回到大学校园后，何家庆开始带着学生对上千种植物进行研究筛选，一刻也不敢停歇。
    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家庆终于发现了魔芋。他说：“魔芋适合在山区阴凉潮湿的土壤里生长，栽种技术含量低，山区农民学得快、用得上，并且产量高，一亩地产量高的可以达到八九吨，收入够供一名大学生上学，种植魔芋有利于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尽快脱贫。”
    为了打消农民们的顾虑，何家庆二话不说，自己掏钱进行试验，从湖北引进种子，无数个日日夜夜，田地成为他每天必去的地方。
    最后500亩魔芋全部丰收，收益超过400万元。何家庆喜极而泣，他马不停蹄地撰写了18万字的《魔芋栽培技术》一书，该书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种植的书，他也因此被誉为“魔芋大王”。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科技知识传播给贫困山区的芋农。他的心，总是与老百姓连在一起。
    1990年，何家庆到安徽省绩溪县担任科技副县长。挂职850天，他有700天是在这座县城的贫苦的村子里度过的，他不坐车，坚持步行，与村民们一起下地，一起吃住。
    在绩溪遭遇洪灾那年，何家庆整整一个月都泡在水里指挥救灾，中途晕倒过几次，还染上了血吸虫病。他说：“改善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火热的心。”
    挂职结束，与乡亲们分别那天，乡亲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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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的大别山之行，给何家庆的身体带来不可修复的伤害，但他必须在身体尚可时，再次调研。
    1998年2月10日的清晨，在大学待了几年的何家庆，又要开始苦行僧式的生活。他留下一封信，揣着攒了10年的27720元，以及学校的介绍信、一张刊登着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
    那封信里这样写道：“何禾吾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带着满身的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此行，我思索良久，准备了10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地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发生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交代。”
    何家庆留给妻子的信
    何家庆（右）在农村调研
    49岁的何家庆背起行囊，悄悄告别妻女，孤身一人开始西行。他不知道，自己这次需要多久才能归来。
    何家庆独自流浪了3万多公里，曾被毒蛇咬伤，大腿溃烂浮肿，他用刀片划开自己被咬伤的出血口，吮吸毒液，拖着万分疼痛的伤腿，继续赶路。
    荒郊野岭，他饿得快要死去，只能向老伯讨几口猪食维持生命，睡在猪圈。躺在黑暗中，他看得见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竹林里凄凉的叫声，他感觉那是某种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泪流满面。
    走投无路时，他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行乞两个月，才没饿死在路上。他甚至曾到一家面食店门口乞讨食物：“行行好，把桌上那碗吃剩的面汤给我喝吧。”
    在云南大理，人们见他衣衫褴褛，头发、胡须又乱又长，将他当作流浪汉，送进收容所。
    当然，途中也遇到过好心人。有村民见他生病，将他背回自己家中进行照料，为了让他快点儿好起来，宰杀饲养多年的老母鸡为他补身体。
    在重庆酉阳县青华乡，何家庆给村民们上课，通常是从白天上到晚上。村民们爱戴他，他病好之后，大家自制了担架，不顾他的强烈反对，硬是将他抬着、背着送出了大山。
    整整305天，31600公里，他从未

停止前行的脚步。
    为此，何家庆多次险些丧命，堪称九死一生，为了活下去，他靠乞讨为生，只为传授山民魔芋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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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2月28日，50岁的何家庆带着满身的伤痛与充实的成果回到合肥。归来后的他，愈加消瘦，体重只有40千克，有了许多白发，眼窝深陷，而那双眼睛清澈干净，温和地看着这个世界。
    女儿何禾那天远远见到一个又黑又瘦的身影站在家门口，肩上背着一袋东西，她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何家庆。
    他终于回来了。
    何家庆做什么事情都带着一股韧劲儿，虽然经历了九死一生，何家庆仍然不后悔：“我是人民教师，当为人民服务。”
    各大媒体记者开始对何家庆西行的事迹进行报道，原本默默无闻的他，就这样成为被大众知晓的“名人”。
    他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依然每天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大家看到的还是那个“布衣教授”——穿着洗到发白的中山装，带着自己的饭盒在食堂打饭，一顿午饭很少超过3块钱，一日三餐总是离不开馒头和稀饭……
    与他形影不离的除了那件破旧的中山服，还有一个褪色的破布袋，里面装着他授课需要的标本与书。
    对自己从不舍得花钱的何家庆，却自费4万元申请了8项专利，又自费7万元出版了图书《中国外来植物》。为此，他跑遍国内外多座城市，拍下3000多种外来植物的图片。
    国家奖励他10万元奖金改善生活，他却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女童，资助她们读书。
    其实何家庆很需要这10万元钱，一贫如洗的他与家人挤在一间面积只有3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而大半间屋子装的还是植物标本与书。
    几年后，学校给他分了房子，搬家时突逢大雨，植物标本被雨水淋湿，何家庆为此难过了很久。
    何家庆的精神是丰富的，他的人生除了草木，便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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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庆很孤独，内心却是充实、丰富的。他说：“我既不是凯旋的将军，也不是披挂上阵的战士，而是一头疲惫不堪的役牛，亟待这冬闲静养生息，为下一个春季的劳作做准备。”
    何家庆始终关心农民，并且相信在种植了新植物资源后，贫穷闭塞不再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儿像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却不料他倒在了扶贫调研的途中，随后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何家庆越发消瘦，他忍受着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依然坚持将自己这些年的调研成果记录下来并传递出去。
    去世前一天，他戴上眼镜，打开电脑，坐在病床上写文章。那天晚上，他还一直记挂着栝楼（编者注：一种中药材）的事情：“不知道今年栝楼收成怎么样，村民们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在生命的尽头，他挂念的还是老百姓。
    贫穷与孤独终生与他为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
    2019年10月19日，70岁的何家庆去世，合肥下了大雨。
    临终时，何家庆穿着父亲当年送他的那件蓝色涤卡中山装，衣服上布满了斑驳的补丁，它们是苦难与信念的寄托。
    临终前，何家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儿童，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捐献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医生将何家庆的眼角膜取出后，感慨道：“从未见过哪位70岁高龄的老人，能有这样清澈的眼角膜。”
    那双明亮的眼睛，永远不会蒙上浮尘。
    何家庆在离世前，写下一首诗，名叫《我走了》：
    我走了
    我还活着
    朽而沃若
    似一粒种子破胸
    比一滴水珠畅想
    泥土里聚集力量
    空气中尚存清氧
    谁怂恿我努力而为
    谁把控我生命续延
    我走了
    无须作祭奠
    无须泪挂腮两旁
    无须那一纸挂墙告悼文
    请忘掉我吧
    泥巴或白雪
    一切都回归土地
    我从这土地生长
    几天后，在安徽潜山梅城镇河湾村，100多亩栝楼熟透，进入采摘期，这是当地村民在何家庆的指导下，种植的早熟品种。
    放眼望去，金黄色的栝楼堆放在一起，盖满整个村庄，也盖满命运的故土。
    何家庆，已化为泥土，与这片熟悉的土地融在一起。
    （心望如一摘自微信公众号“最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