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打工岁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深圳打工。那个年代，对不少大学毕业生来说，最佳的选择不是去国有企业得到一个铁饭碗，而是能够进入外资企业，或者到特区去闯一闯。除了工资收入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厌烦了为得到一个铁饭碗背后的勾心斗角。到外企，年轻人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依靠实力，至少还有机会。

   

　　我的不少大学师姐师兄，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当门童，或者是客房服务员，不单单工资高，还有小费，还可能认识愿意当担保人签字、让自己可以继续去海外深造的老外。现在的大学生当然不会这样选择，因为五星级外资酒店的工资优势早就消失了。

   

　　我到深圳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前台工作。记得工资一个月七八百块，先是住十二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因为自己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了寄宿的集体生活，所以很快和几个同事一起，分租了一套农民房。那个时候在深圳，跳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我自己最终也是取得了六大会计师行的一份工作，安定下来，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前景。

   

　　不过我不知道如果是在现在，要进入这样的大公司，作为一个本土毕业的大学生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现在的竞争似乎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能够进入名校，要交赞助费，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肯定是相当大的负担。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晚生十年，不知道能不能负担大学的学费，而且还有那么多“海归”。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连原本相当遵守公平原则的外资公司，都开始要看求职者的家庭背景和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经找不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

   

　　机会越来越少，收入低带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明显。和很多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闯荡的朋友聊天，那个时候，虽然一个工厂的工人只有二三百块的工资，但还是可以负担娱乐生活、社交生活的开支。至少那个时候看场电影，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要五六十块――翻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遍工资增长的速度。

   

　　如果拿越南还有柬埔寨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中国比较，有些人会觉得，中国的工资水平算是高了，却忘记了把这样的收入和基本开支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越南还有柬埔寨，有点像刚刚改革开放的南方，就算是这样的收入，也能够维持一种算不上体面，但是却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而且，那个时候的工厂工人，只要努力、敢闯，不少人都能够成功地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而现在，创业的门槛，也高了许多。

   

　　虽然越南还有柬埔寨的工资水平不高，但是，因为拥有工会，所以工人们的权益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保障。这一点，在今年去柬埔寨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虽然因为配额以及税收的优惠，当然还有成本优势，大量的中国工厂，特别是制衣厂办到了柬埔寨。但是这些工厂的管理者需要面对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就是工会太多，柬埔寨的朋友开玩笑，可能工会的数量，超过了工厂的数量。

   

　　虽然工会的强大会让资方担忧成本增加（欧美工厂的转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跨国企业的这种双重标准不可能一直持续。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或迫使资方提升自己的标准。

   

　　中国在充当了三十年的世界工厂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把劳动密集的加工企业转移到其它的地方，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进行转型。

   

　　之前，不是很多人提到过“腾笼换鸟”吗？那些打着高科技产业名头的加工企业，其实也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了。留下来，面对新的劳工环境；或者离开，寻找新的世界工厂乐园。或许，现实在告诉那些跨国企业，依靠低劳动成本的日子，也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