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温情与心酸

   

　　元宵夜，宁夏西海固山区气温骤降，大雪纷飞。天空放晴后，我搭上班车，行进在乡间盘山公路上。远处山坡残雪斑驳，退耕还林的地方草木复苏，隐约可见淡绿色，轻如烟雾。

   

　　西海固的西吉县是人口大县，近50万人，其中回民逾半。201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4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约3450元，主要靠务农和外出打工。在那片土地上，洋芋，即土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多数农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次肉或者鸡蛋。

   

　　2010年9月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即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包括寄宿和走读）和县城的寄宿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共有约37。5万名学生受惠。

   

　　从那以后，黄土高坡的山沟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就来自乡村学校。

   

　　检查鸡蛋皮

   

　　在贫困山区，不要小看一个鸡蛋。

   

　　距离西吉县城几十公里的西滩乡和沙沟乡都非常偏僻，盘山公路似乎没有尽头。交通不便，农民也更穷。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爱吃鸡蛋，不过“一般是家里来人了，妈妈才会炒鸡蛋，吃上肉”；甚至有人说，“以前没吃过鸡蛋。”

   

　　在西滩乡小学，一年级老师回忆，发鸡蛋的第一天，班上的杨阳很兴奋，淘气地把整个鸡蛋黄一口吞下去，噎住了。老师吓得半死，赶紧拍他的后背，让他吐出来。

   

　　西滩乡中心小学米校长说，有的学生舍不得吃，偷偷藏在口袋里，要拿回去给奶奶。爸妈外出打工了，家里就祖孙俩。有一次，班主任发现了，就要孩子当着她的面吃下去，并教导说，“把鸡蛋吃了，学习好了，长大了再孝敬奶奶。”

   

　　因为有孩子舍不得吃，所以有的小学要回收鸡蛋皮。吃完鸡蛋，鸡蛋皮要放在课桌上，学习委员挨个回收，保证“每个熟鸡蛋都吃进学生的肚子里”。

   

　　从宁夏教育厅的官员到乡村校长，人人都为鸡蛋神经紧张，小心翼翼。官员反复下乡调研查账，生怕几千万元的鸡蛋钱打了水漂；县市政府招标选购鸡蛋，生怕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乡村校长每周亲自领取鸡蛋，生怕鸡蛋有裂缝，学校要倒贴钱；值班教师晨起煮蛋，生怕鸡蛋不能按时送进教室。

   

　　在夏寨村小学的教室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是11岁的杨志强。他坐在我对面，脸蛋尖瘦，皮肤红黑，眼睛明亮，好奇又兴奋地观察着我，一点都不胆怯。

   

　　我问他：“你喜欢吃鸡蛋吗？”他答：“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差，老师说，吃鸡蛋补充记忆力。”“你爱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里面的东西肯定更有营养。”“你拿过鸡蛋回家给弟弟妹妹吗？”“有，给我妹妹。”“你给妹妹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但是，有时候，我想学习好一点，就全吃了，她也吃不上。”

   

　　坐在杨志强旁边的男生很文静，他叫马军。我拉着他的手问：“喜欢吃鸡蛋吗？”“喜欢，但是我不能吃，吃了鸡蛋，有时候舌头就会裂开。”他伸出舌头让我看上面的裂口。“那你的鸡蛋都拿回家去了吗？”“是，给我妹妹，我很喜欢我妹妹，她一岁半。”

   

　　我问孩子们，老师会检查鸡蛋皮吗？他们说，有时候会。“老师不检查的时候，我就把鸡蛋皮藏在书桌底下。检查的时候，就拿一点出来，或者问同学借。”

   

　　还有孩子说，班上有人用钢笔和铅笔盒换鸡蛋，“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他一两个月就能换一个铅笔盒，同学们都抢着和他换鸡蛋。”

   

　　临别时，杨志强和马军忽然提出要和我结拜。我同意了。他们很郑重地要求在黑板前合影。

   

　　最后，他们俩对着镜头说了结拜的誓言。

   

　　马军说：“我和老师结拜成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杨志强说：“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亡。以后我吃鸡蛋白，姐姐吃鸡蛋黄。”

   

　　囚犯的女儿

   

　　离西吉县城约10公里处，是吉强镇夏寨村的中心小学。这是兰兰的母校。

   

　　兰兰今年14岁，在县城的三中念初二。她身体偏瘦，扎着一束马尾辫，穿着她妈妈纳的黑布鞋。7岁那年，跑运输的爸爸在城里酒后打人，被判刑十年。出事时，大弟弟东东3岁，小弟弟健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才两个月。

   

　　兰兰妈妈说，男人被抓走后，家里就她一个劳力了。2007年，夏寨村小学校长韩建国知道兰兰妈妈生活艰难，就安排她到学校给孩子们做饭。

   

　　2007年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独立承担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后来，中央开始拨款，与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于是，学生伙食有了改观，面汤里有了青菜，一个星期基本上也有一顿牛肉面。这个年龄的农村孩子饭量大得很，所以食堂是不限量的，随便孩子吃，吃饱为止。

   

　　在兰兰家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兰兰的小弟弟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个生鸡蛋，自己在炉边玩。好像是职业病的反应，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兰兰的妈妈在学校管做饭，会不会把鸡蛋拿回家？我问几个孩子，平常妈妈在家里也煮鸡蛋吗？兰兰说：“没有。”孩子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兰的堂弟狡猾地笑着说：“有呢。”话音刚落，兰兰就抬起头，用很快的语速抢着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是我们家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时候，轮到我低头沉默了。我心想，既然谁的生活都经不起追问，又何必苛责一个贫苦的女人呢？

   

　　告辞时，我给兰兰妈妈塞了些钱，对她说，“在孩子爸爸回家前，要让兰兰每天都能吃上洋芋面，不能再吃方便面了。”说完，我转身出门。

   

　　突然，有人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一个坚定的、激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兰兰，她正注视着我，挺直腰板，一种自尊逼人而来。

   

　　“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

   

　　西吉县有400多所农村中小学，其中大部分是村小。所谓“村小”，即行政村小学，有的只能称为教学点，学生很少，连个学校都算不上。

   

　　近4000个乡村教师零散分布在这些学校里，在沙沟乡的大寨村小学，只有9个教师，守着村里的100多个低年级学生。到了周五，校长会开着摩托车翻山越沟，把教师带到乡里，赶上中午前发车的公共汽车回县城或者邻县的家。周日下午，他们必须返校，行囊里是家里的馍馍和咸菜，这是一个星期的粮食。

   

　　25岁的韩月，汉族人，是沙沟乡中心小学的女教师，有一双会笑的眼睛。她说，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经常有笑容。她说，两年前，刚来的时候，每到夜里两点左右总会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不是怕鬼，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来，只好把80多岁的奶奶接来，陪着她过了几个月。

   

　　西滩乡小学的英语老师王雪凤，毕业五年多，是西滩乡第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她说，在银川上大学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的。曾经以为，毕业后，会留在城市，买房子，组建家庭，以后孩子能上幼儿园。

   

　　她忘不了2008年的冬天，那年的雪特别大。她周末要去银川参加考试，是函授的本科，打算将来调到城里去。清晨七点多，她在山坡下等路过的唯一

一趟公共汽车。等到八点多，车终于来了，可是超载，她上不去。那个时候，看着铺天盖地的白雪，她哭了，心里发狠劲，哪怕走路都要走回县城去。

   

　　王雪凤说，她两次参加县城小学选拔教师的考试，第一次差0。2分，第二次连面试都进不去。现在她已经不再想考，觉得在乡下的学校里，同事们之间很亲近，孩子们也需要她。忽然，就不想改变了。

   

　　去年元宵，学校规定教师要返校，准备开学。她觉得学校很不通人情，因为那本应是热闹的节日。那个晚上，除了月亮，山沟一片漆黑寂静。但后来，站在半山坡的校门前，她忽然看到山里闪耀起一束烟花，“很惊喜啊，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