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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他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第九章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9)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 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 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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