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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前门旁边的石板上刻有G. A. 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 W. 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灾难性的一天里遇难军官的名字。其他饰板的历史意义虽没那么大,但也相当感人:“第六骑兵团……少尉J. A. 鲁克……奋力抢救另一名军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传着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在纪念堂的事。小孩问妈妈,饰板上为什么刻着那么多的人名字。他母亲解释说:“他们在服兵役时牺牲了,”小孩接着问道:“是8点半做礼拜时死的还是11点做礼拜时死的?”①
我们过的舒适生活即将结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课后回家时,看到当时已5岁的迈克骑着三轮脚踏车用两个轮歪着车身在做转弯动作。琳达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对双胞胎玩。我喊叫着孩子们,飞快地把他们抱起来。这次分别将会比上次难得多。另外,战争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经历的那种冒险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亲。
我把这种念头撇开。托尼说得对。我们是职业军人,而越南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开车把家属从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阿尔玛和孩子们将住在那里。阿尔玛的姐姐芭芭拉离婚了。她们两姐妹及孩子们,共4个表兄妹,将一起租住在一所房里,离阿尔玛双亲居住的塔伦特镇约一英里半。我喜欢这个地方,它似乎让人放心。我也喜欢姐妹俩合付房租这一点,这样比较节省些。
我出发前几天,阿尔玛有个想法。我们当时住在新南方。过去4年来,公共膳宿设施一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奇`书`网`整.理提.供]伯明翰最雅致的饭店“议会大厦”以其出色的餐厅引以为自豪。阿尔玛说:“咱俩去那里吃顿饭,我为你饯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时买回来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装。阿尔玛像往日一样时髦漂亮。我们进入餐厅时,看不到有别的黑人主顾。进入昔日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一丝胆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们久已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静坐、进军、法庭和议会斗争、殉难、消除种族隔离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餐厅领班的引导下来到一张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务。
快吃完饭时,我递给阿尔玛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她问道。
第五章回家(13)
“把它放好,以防万一。”
“什么万一?”
“万一发生什么事。”
信封里装的是万一我从越南回不来时该做的事。阿尔玛不是那种逃避现实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兴步枪会”的伙伴、在盖尔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时的好友、步兵高级训练班时的同学——都已经死于越南战争。我们在本宁堡认识许多陆军军人遗属。我们简单谈了我的愿望,例如,我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我们又回到比较愉快的话题上来。
重返越南战场令我难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情绪。人们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似乎只是军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卷入这场混乱战争的人的事。人们不像在其他战争中那样,把牺牲看作是为了共同目标全国应分担的事。作为职业军官,我愿履行自己的职责。可对于国内其他人来说,我们是在孤军奋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坚信自己的事业,不管代价有多高都愿意付出,而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的政府又花了5年时间才把我们撤出来。
为了赶上午8时30分从伯明翰起飞的航班,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们还熟睡时就起床。这次,我让阿尔玛开车送我到机场,但我只想让她把我送到停车场为止。我们在车里道了别。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
第六章重赴越南(1)
1962年所见过的西贡如今像是被巨人践踏过一般。过去满是人力三轮车的街道,而今挤满了吉普车、指挥车和军用卡车。以前美国存在不事声张的地方,而今到处都是美国兵。安静的夜总会已代之于嘈杂的酒吧,里面云集着以美军士兵为服务对象的酒吧女郎。这个迷人的、具有殖民地特点的首都四周环绕着美军兵营、指挥所、仓库、机场、医院,甚至还有军事监狱。如今的西贡已不再是东方的巴黎,倒更像一座美国大兵营。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内地去。
1968年7月27日,我到达德普,被分配到重建的二战时期的老部队第二十三步兵师,又称美喀师,担任第十一步兵旅一团三营的副营长。美喀师的师部驻在北部沿海平原上的朱莱,由此向南,坐直升机向内地飞行大约半小时就到德普。
大多数军队都是战争机器和官僚猛兽的结合物,而我们这只猛兽拖着一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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