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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按照越南人的习俗,人死了遗体要运回故里。士兵们让那个伤兵躺在担架上,我们就又上路了。越南士兵们轮流抬着这两副担架,穿过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丛林,来到了一处高地。这时,报务员用手摇AN/GRC-9型便携式无线电台呼叫直升机来后送伤亡人员。无线电台很原始,报务员得用莫尔斯电码将报发出去,其方式与100年前南北战争期间拍发电报的方式毫无二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一架H-34直升机的旋翼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并看到它正朝一块林中空地飞近。越南飞行员巧妙地让直升机一边打着转一边降下来。尽量不在丛林上空作低空飞行。越南士兵将伤员和尸体抬上直升机,飞机迅即消失,丛林里又剩下了我们这支队伍。
夜幕低垂,我们在高地上宿营。这里比在谷底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要小些。锅的碰击声,动物的尖叫声,士兵的呼喊声,会同滚滚的火焰构成的喧闹又如往常一样开始了。我扔下背包、卡宾枪和被冷汗浸湿的钢盔,瘫倒在地上。我感觉筋疲力尽。游戏结束了。一次交火就把一个25岁的美国人的锐气打得烟消云散。今天有人送了命,明天还可能会有人送命,后天也不例外。这不是星期六上午上映的战争片,而是真切的现实,是丑恶的现实。
第四章“获胜须得50万部队”(4)
山区的夜晚很冷,气温有时降至华氏40度。我把气褥垫充上气,平放在地上,将鸭绒睡袋放在上面展开,浑身哆嗦着钻了进去。我需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能挺过明天,挺过今后所有的明天,直到累计达一年整为止。由于我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恐惧,因而备感孤独。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美国顾问,别人还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力量和指导呢。我记起在本宁堡时流传的一句话:“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心甘情愿地躺进一个士兵的墓地。”可我想知道是何原因。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把我从梦中唤醒。奇怪的是,我感到恢复了精力。死的是别人,不是我,心中生起一种庆幸之感。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人经过枪林弹雨之后的共同感受,即使在哀悼阵亡的战友时也一样。不知怎的,在日光下这个世界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了。事情到早晨总会好些,这一点认识帮我度过了许多黑夜。我们打起背包,开始沿着山谷进发。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再次遭到伏击,不过这次没有伤亡。
我尽力与南越军人打成一片。我穿上与他们一样的军服,背上同样的背包,把上尉军衔的两条杠别在上衣胸前,把斜挎的装备遮掩起来。只有这一次,我的肤色成了一种优势。我与越南人的肤色很协调,走路再塌肩驼背一点就几乎和武公孝的部下没什么两样了。我拿辛克打趣说,越共真正要打的是白皮肤的人。
按照在本宁堡所学的,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笔记本。本子是绿色的,政府发的,首页盖有“备忘录”字样。本子大小正好能装进衬衣口袋。这时本子已被汗水和咖啡污迹弄得变了颜色。下面是笔记本里记的典型日记:
2月10日:雨。发现一个撤空了的村庄;捣毁房屋,销毁100公斤大米,20公斤玉米。三连受到扰乱射击。
2月11日:雨。打死3头水牛,许多猪和鸡。受到越共扰乱射击。
2月13日:二连与越共交火。血迹表明越共有伤亡(可能有伤亡,因为我们未见到敌人)。河附近发现几张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带毒。
2月18日:在2公顷红薯地里喷洒了除草剂,毁了木薯。
2月21日:9点10分遭伏击。阵亡1人,负伤1人。16点10分,阵亡1人。越共伤亡1人(未经证实)。捣毁房屋2所。
2月18日,我们袭击了一所被遗弃的山民村庄。山民早已望风而逃,只剩下一名体弱不能动的老太太。我们用龙森和“齐波”牌打火机点着火,烧毁了茅草房。南越军挥舞刺刀砍倒了田里的玉米、洋葱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们带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后来,破坏的手段就比较先进了。直升机给我们投下几桶55加仑一桶的除草剂,即“橙剂”的先导。我们从桶里把2.5加仑灌到“哈得逊”牌手泵喷雾器里。喷雾器的模样像个灭火器。喷洒几分钟后,植物即开始变黄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房屋和毁坏庄稼呢?胡志明说过,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击队可畅游其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鱼与同在一起游的越共区别开来。我们想通过使整个海洋都无法生存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照战争的残酷逻辑,打死敌人和把他饿死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可怜的山民,他们被夹在中间,庄稼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饭。这就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游荡的山民住在阿寿这样的基地附近靠救济活命了。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他们依赖南越政府来赢得他们的心。我敢肯定,这些山民宁愿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南越军、越共或者是美国人。
无论毁坏家园和庄稼之举在今天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出版物上读起来是多么残酷,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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