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７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２０多个国家的近７０位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围绕周口店和“北京人”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开诚布公的研讨，也满怀崇敬的心情对“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以及为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中外先驱们：安特生、步达生、师丹斯基、魏敦瑞、德日进、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作了纪念性的发言，同时还亲临周口店，对周口店博物馆和“北京人”文化遗址一一作了参观。

        当然，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饭后茶余，或者旅游途中，大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所以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种种传闻纷至沓来，举不胜举，谈论、交流、分析、推测“北京人”失踪之谜，成了人们的一大快事，继而在不知不觉中便拉开了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日本中田光男先生也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就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未能会面。所以中田先生此次来华，除了要在中国继续做有关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外，就是很希望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会面，就他所提供的“北京人”线索问题，作一次认真地探讨。

        在“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中田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是双方的这次会面很是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家里，也不是在严肃的会场，而是在宽松自由的网站。

        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９１岁的贾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首先来到了新浪网网站聊天室，随后，８１岁的中田先生和８６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着中田先生所提出的“北京人”的新线索问题，面对网友，开始交谈。

        贾兰坡先生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是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再接着，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滕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滕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滕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利用会议的间歇，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晚，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中田先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随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扎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到中国来的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个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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