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１９４２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４月９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很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者，所以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他们各自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对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说来，史克门少校是很同情中国的愿望的。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１．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２．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３．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１)从“珍珠港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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