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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10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度日如年的裴文中,还是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焦灼的等待,便是等待的焦灼。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的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而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在1941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就更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了。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他早就收悉了。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的联系。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但由于“北京人”化石早已享誉全球,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也难以完全作主。所以,为慎重起见,他又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本人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如数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这才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1941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1941年的11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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