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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斗会上,红卫兵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她,抽打她的裆部。她惨叫不止。但没有人出来为她说话。她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也是一个有了自己男人的人,不会有第二个翁息元式的人物出现;在红卫兵不讲轻重。不论情面的皮带之下,也不可能再出现翁息元式的冲动。后来快嘴二婶疯了,一种莫名的笑永远凝固在她多皱的脸上。她不论阴晴、不论夜昼,都幽魂般地游移在村街之上,反复说着一句幽秘深奥的句子:
“本本儿,本本儿……”
富农分子冯明亮、冯明宽被断了口粮,在承受了连绵的训戒与抽打之后,半蹲在自家的土门之后喝那稀可鉴人的菜汤。他们吞咽菜汤的惟一意义,就是为了接受再次批斗。他们挺直的腰杆,顷刻间塌下来了,见到街上行走的革命群众,哪怕是少不更事的孩童,也要弯腰鞠躬,满脸堆着垂涎之色,“我有罪,我交代。”他们的意识里,自己是千真万确的罪人;人家都是贫下中农,而他们却是富农,不是罪人是甚?正如基督徒的原罪意识一样,他们有了自觉的罪人意识。他们不反抗不辩白,他们对事态什么都不懂,对世情亦弄不清明,他们无从辩白。昏昧的灯焰需要拨动,意识形态的教化需要动情;人们不屑于给他们动情的拨动,只热衷于能触动他们的皮肉;皮带的声响就是教化,他们的呻吟便是对教化者的歌颂……他们成了斗争与改造的标本,没有人格,逞论自尊,活着只为活着。
在山里人的印象中,富农分子冯明亮是个老实人。他好赌的父亲输了一辈子,可就是在土改前突然赢了一把赌,赢回来二十亩山间薄地给了他的独子冯明亮。后来,那个输家成了贫农,原来地无一拢的冯明亮却成了富农。所以,知情的山里人并不把冯明亮当剥削分子看,他的富农帽子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后留给他的纪念。他忠厚老实,从不骂人,从不偷摸,也从不打老婆,他有极好的口碑与人缘。翁送元最初批斗他,是依要求而做的例行公事;中期斗得稍狠一些,是因为翁息元的“反水”而郁闷了批斗者的心扉,有一点迁怒的味道,这一点翁送元最最清楚。但仍然把他当乡亲看待,至少还把他当人对待。红卫兵的介入,使他彻底沦陷了,一切不从人性考虑,他与冯明宽就是一种靶子,只能射击,不能姑息。
被断了口粮的冯明亮到山上打野菜。看到背阴地里长了几畦地萝卜,眼前便晃起了老婆蜡黄的面皮和儿子已经开始萎缩的身子骨。他心跳加剧,屏住了气息,拔了几棵下来。那地萝卜长得好大好白啊!
未等他把地萝卜藏到背篓里去,翁上元的声音已传过来:
“冯明亮,你恁老实个人,怎也兴偷呢?”
冯明亮的汗就流得满头满脸了。“完了!”情急之下,冯明亮掰下地萝卜的缨子,放到嘴里饕餮大嚼。翁上元怔了:山地的地萝卜,缨子是不能生吃的,苦、辣、麻。涩、梗,孬味俱全。“冯明亮,活一大把年纪了,连地萝卜怎个吃法都忘了么?”冯明亮涎着脸若颤若哭地说:“没忘哩,您大队长带人种的地萝卜,您说是咋种的,连缨子都好吃得要死哩!”翁上元心里一酸,一个老实的冯明亮真的是给饿坏了。做为大队长的翁上元,倒底是山里人,依然把冯明亮当老实人看。
翁上元就拔了半篓地萝卜,叫冯明亮背回去。
“不敢,不敢,富农分子冯明亮罪该万死!”冯明亮吓得要死。
“叫你背回去就背回去,路上躲着点儿人。”翁上元说。
一听这话,冯明亮明白翁上元并不是变着法子整他,就轱辘一下跪下了,“来世,冯明亮给您当长工。”
翁上元苦笑一声,“快回去吧,下辈子,你要是有那个瘾,就给地主当长工吧。”
望着跌撞而去的冯明亮,“这运动咋搞的,怎连个老实人也给逼得会偷了。”翁上元自忖着。但想到自己的身份,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山里人愚盲,对语录领会得不仅慢,而且常出歧义。工作组觉得有集中学习的必要,便把晚上的活动改在白天,以便在人们精神旺盛、头脑清醒的时候,学出成效。这一决策深得民心:因为白天学习搞运动,也算出工,坐着就可以挣工分,还能看到热闹,人们乐意参加。尤其是那些平常不爱卖力气的男女,更是热衷于白天开会。懒惰是人的天然本性,不知道是哪个哲人说的,但他说的极为有道理,有几个不想活得轻松安逸呢?后岭的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地搞下去,不能不归结于运动的形成迎合了人们的好逸恶劳的本性。
学习,果然收到了成效,一是人们开始对运动有些喜爱,二是揪出来的人愈来愈多。谢亭云、翁息元和富农分子冯明亮、冯明宽是最早揪出来的,之后有讥诮蒙羞的快嘴二婶,最后是脾气暴躁有打人前科的、生活不检点摸女人奶子的,揪出了有好几个。有生活作风问题,不,山里叫有骚事的,不管男女,脖子上都挂上破鞋。长工车水竟也给挂上了破鞋,他的罪行是透过柴草茅厕看女人撒尿。
别看在台下,李水们乐,一到批斗会上,可就再也乐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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