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学年开始了。


        谢困难作为实验小学的“保送生”成为临江地区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作为文教局长兼一中校长的我，当然不会忘记“红痞子”给我下的“战书”，如果我们不能让谢困难也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就说明我们无能，不但无法向谢书记和史部长交待，也会使我们地区重点中学的威信扫地。为了不致使实小保送来的“智力超群的”谢困难在一中终止前进的步伐，我不得不苦思良策。为此，我特地于学生报名之前，将一中的几位副校长和初中部一年级的教研组的正副组长召集到文教局研究对策。


        当大家都到齐了，我便将实验小学报到局里的关于谢困难的毕业证书、成绩单、《学生手册》和推荐书让大家传阅。大家传阅之后，无不感到惊讶，不由自主地议论起来。有的人说，一个彻底的文盲能在一年之内学完小学全部课程，而且成绩如此优秀，简直不可思议；有的人则说，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谢困难毕竟是一个近二十的年轻人，不但理解力强，而且记忆力也是很强，再加上他在农村呆过很长时间，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强，在一年的时间里，学完小学全部课程并非没有可能。在大家议论纷纷时，主管业务的副校长穆青杏却一言不发。她不但是业务的副校长之一，而且是主管初中部的副校长，同时又兼初中一年级教研组的组长，因此，她的意见至关重要。于是，我对她说：“穆校长，请你也谈谈看法吧！”


        不想她听到我的点名之后，不是谈她的看法，而是反问道：“‘红痞子’报上来的这些材料你核实过没有？”


        我知道，她同洪培之是一对“冤家对头”，只要是洪培之经办过的事情，她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对她说：“你不要成见看人，洪校长平常虽然是有点痞劲，但还是有个度的。他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谢困难可是我们临江地委书记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弄虚作假？”


        “既然你如此有把握，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穆青杏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我就敢于向你保证，我们只要半年甚至更短时间就让谢困难成为一名合格的初中毕业生！”


        她的话音甫落，大家便象炸了锅似的议论开了。有的说：“穆校长，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了。半年时间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学毕业生掌握初中的全部知识？你难道不清楚初中除了语文之外，又增加了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以及历史、地理等等，就算谢困难智商再高，再吃苦耐劳，让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掌握初中全部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的说：“是呀，做什么事情都要事实求是。谢困难在读书之前，一直在山西农村种田，知识面很窄不说，就是他的那一口地地道道的山西棒子腔，要想学好外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也觉得穆青杏把标准定得太高，对她说道：“洪校长他们用一年时间将谢困难培养成一名小学毕业生虽然也不简单……”


        我的话尚未讲完，穆青杏突然站了起来，将手指摁在桌面，用炯炯有神的大眼逼视着我，大声说道：“不是什么简单不简单的问题，而是根本办不到！”


        她的话不但让我大吃一惊，也使其他的同志惊诧不已。我问道：“为什么？”


        她说：“小学课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对于一个从未摸过书本的一字不识的文盲来说，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过了最佳记忆期的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更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非谢困难的确是天下少见的天才……”


        我说：“可是实小报上来的材料的的确确是如此呀，而且，我还通过侧面进行过了解，大家都说谢困难了不起，是一个少见的聪明人。比如，实小的两个副校长都是这样讲的……”


        穆青杏说：“‘红痞子’的为人你还不清楚？他既然打算蒙你，当然要对好口径。我敢肯定，‘红痞子’一定在搞什么名堂！”


        我一听，虽然口头上不以为然，但在心里却不能不为之担心。洪培之是临江县徐家渡镇的一个农民的儿子。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是在总参任理论教员，不久之后又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是通过什么关系，被调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作文秘工作，成为“文革领导小组”里的黑秀才十分器重的笔杆子。由于他的嘴巴上缺了一把锁，关不住风，喜欢对领导的绯闻轶事“说三道四”，很快就被剥夺了“舞文弄墨”的资格，成为写作班子里的专门为别人服务的打杂工。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又被打“小报告者”揭发怀疑“林副统帅”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经过一阵子的狂批猛斗之后，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随后即被送回家乡“监督劳动改造”。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县里根据中央方面下达的文件精神，为他落实了政策，摘掉了他头上的那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让他在徐家渡镇小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打倒“四人帮”之后，鉴于他是临江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写作能力很强，而且又是被“四人帮”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的，便将其调到地区实验小学当了校长。可是，他却认为自己是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这样的处理并不算是真正的落实政策，便不停地上访。可是，北京方面并未满足他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并因此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教训，认为自己吃亏就吃在对人对事过于认真，为了“吸取教训”，他便以“与世无争”消极态度对待一切，即使是十分严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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