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5

                在1916年初，袁世凯在政治失败了，同时也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希望能顺利登基，却双重失败，他3月正式宣告支持共和以保住总统位子，却在6月自然而且突然地死去。

        虽然袁世凯之死结束了中国西南的分裂，却也使从辛亥革命以来维持着的全国统一分崩离析。他的继任黎元洪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对抗各派军阀，这些人过去伏在袁世凯这位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将军的阴影里，一直等着现在争夺遗产的时刻。这一阶段从袁的死亡开始，儒勒所说的“十年后也许会好些”的希望落空。中国中央权力分散到各地豪强之手，那此豪强就是军阀。

        中国的混乱前景也不能用法国的消息来宽解。父亲阿尔弗雷德的消息似乎把儒勒打垮。儒勒只能说一句话：“对于迪南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也不敢说。”至于白热化的战争消息，也不能让他释怀，凡尔登几乎陷落了。

        儒勒写到“北京的人们继续玩乐，就像欧洲什么也没发生”，是在华欧洲人对欧洲战场消息表面的无所谓，还是英雄主义的渴望使他们这样？他要求去前线，不顾北京的人的劝阻，不顾在法国驻华公使孔蒂先生赏识下刚得到的升迁。他在汉口就引起公使的关注。虽然他此时承认“并没有超脱自己所期待的此世的虚荣和财富”，他不忘记顾念他的中国教子们（他做了第九个教子的教父），并试图为他们谋求职位。

        北京，1915年1月19日

        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但无论人们怎样讲，袁世凯似乎仍然是惟一能够维持这虫蛀的摇摇欲坠的大厦的人。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民众！

        北京，1916年3月5日

        我花时间去试着安置一些人，有些成果，特别是为自己教子皮埃尔找到个小差事。我刚在公使馆创造出一个岗位，准备给阿尔方斯。如果公使愿意用他，我会向汉口警局推荐一个名额。

        北京，1916年4月5日

        亲爱的妈妈：

        我随信寄上一位很高兴的先生的照片。这位先生得到确切消息，2月28日任命他为口译员，这会给他提供许多好处。他可以让人叫他副领事，袖口有漂亮刺绣，加薪2000法郎。口译员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脱所期待的虚荣和财富，虽然天已晚，当着仆从马约尔的面，他仍然来了一段快步舞。马约尔已经习惯上司的古怪。

        北京，1916年5月3日

        我今天一早带着一封寄往巴黎的信前来，要求在第二位翻译回来之后，去欧洲参战。孔蒂先生和夫人都不要我走。尽管他们的挽留很可亲，但是我还是着手准备。如果巴黎拒绝，就没人能在战后埋怨我；如果巴黎接受，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会合或顶替我的那些参战的好朋友：如果我错过了第一幕，还可能赶上高潮！

        北京，1916年6月25日

        上周一，共和国的新总统接见了外交使团。使团分成三批：协约国、中立国和德奥集团。黎元洪不是特别专注。接见过程由几个发言，无数的问候，然后和总统与每个部长的简短交谈组成。仪式专门选在总统府进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把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

        我第九次成为另一个教子的教父。这个教子其实就是马约尔先生，我的仆人。他非常热衷于天主教教义的学习，如今已是这方面的专家。

        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北京，1916年8月1日

        我收到你上周告诉我凡尔顿陷落的消息那封信了。自从我读到信的那天起，人们只在谈论俄国人的胜利，从人到城市的胜利。日本，印度支那和美国的联合努力，加上俄国自己的，最终组织和武装起俄国那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去年德国在我们的盟国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弹药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而我怀疑他们这次再也不行了。

        内战，抢劫和火灾还在各省继续：前天，有人放火烧了汉口城里的整整一个区。损失达到好几万元。我的朋友尤，因此而飞快地离开这里赶回了武汉。看来我才是革命者的牺牲品。

        我不谈论迪南，因为我不敢谈。

        这两场在地球两端的战争毫无关联之处。在法国，是人们几个世纪以来就熟悉的战争形式：野蛮，非人，这次由一种“工业”战争而削弱了这些特征。而中国的战争没有这一切。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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